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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为何要杀袁崇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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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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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袁崇焕把话说得太满，崇祯平边心切，也不顾是否可行，一味下注，而后又感觉亏了本，以至认定袁崇焕辜负其信任，有被欺之感。这种下了第二个祸根。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这是第三个祸根。毛文龙虽为地方军阀，实力也一般，但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此话题可详细论述，这里略过。尽管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但小疵不能乱大谋，袁崇焕杀毛文龙系冤杀、误杀，这基本是定论。结果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多年的惨淡经营化为泡影。何况，毛文龙死后，局面更加乱。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更证明了这一点。毛文龙被斩，“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仅仅是崇祯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他对此是相当不满意的。这样，袁崇焕有过在先，就更不能出一点岔子了。
当时，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朝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而“议战守，自崇焕始。”不过，袁崇焕的和议虽战略上完全正确，但没有顾及娇纵自大，尚无危机意识的“国情”。“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后来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议和，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虽然得到认同，不过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是比较容易受人以柄，而且极易引发猜疑的事情。崇祯本人对议和的态度表面比较暧昧，但内心绝对反感。后来到崇祯十年，又有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及此事，崇祯也曾私下允许杨见机行事，但又下令严禁邸报传抄，主要是碍于面子，不愿与后金平等对话，害怕外廷议论。而后来京都危机，袁崇焕议和之事被曝光张扬，为祸根四。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极率精骑十万，避开袁祟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绕道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祟焕急驰入授，并于后金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皇太极只得退兵。本来，“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不过，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不懂这些国家政治军事大事，只觉得既然是袁崇焕戍边，敌大军压境，自是袁守疆有过，“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更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是祸根五。
《明史》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就是说，杀袁崇焕是后金皇太极的反间计。反间或有之，但实际未必是袁崇焕的死因。袁崇焕下狱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处斩是三年八月，中间有近九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慎重审讯，反间不难破解。崇祯虽偏狭，但并不昏庸，对国事也不是不了解。京都危机无需仔细分析就可明白与辽东防线无关，这根本是基本事实。然而，崇祯痛恨的是袁崇焕戍边以来，未曾为他分忧，尽管辽东稳固，但清军依然可以大模大样的绕过山海关骚扰边境。五年平辽的诺言看来是不实之词。这是对大臣要求苛刻的崇祯所不能容忍的。此外，后金居然兵临京师，引发了朝野的骚动、惊恐和不安，所以这等奇耻大辱必需一个罪不可赦的替罪羊来平息，否则天朝面子何在？此事之后，袁崇焕因和议曝光而广受非议，对辽东局势，当时朝野虽有危机感，却并未真正警醒，始终停留在战事不利始于将帅无能的旧思维方式上，恰恰和议对如此的一个依旧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的王朝是最难以启齿的羞耻，这是最后一个祸根。
有此六因，袁崇焕的悲剧就在所难免的发生了。应该说，崇祯也未尝没有过思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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