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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官制的品位与官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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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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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炼。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日人大庭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炼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nbs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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