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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纪晓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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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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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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