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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时间:2009-7-24 13:57:28  来源:不详
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18《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预者。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他以敬宗生日为由,于泗州(今江苏盱眙)置僧坛,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发为僧。对此,李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有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人把增加僧徒做为损国肥私的手段。如果60万丁壮转入佛门,就是政府损失60万人的租赋。正因为如此,敬宗虽然是个“荒僻日甚,游幸无恒,疏远贤能,昵近群小”的皇帝,但也不得不“即月诏徐州罢之”。《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勿庸置疑,佛教在经济上给政府造成的损失,昏庸无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
  李德裕对武宗灭佛大加称赞。他说:“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阑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他认为这是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看来,李德裕对武宗灭佛是兴高采烈。因为他认为这是解决了“耗蠹生灵,侵减租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唐高祖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大问题。《李文饶文集》卷20《贺废毁诸寺德音表》。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还是宰相,对佛教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基于这个观点,他积极主张灭佛。这充分说明。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武宗以前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三 灭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问题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在傅奕看来,“且生死寿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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