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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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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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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即位，更愤怒道：“穷吾天下，佛也。”《樊川文集》第155页。
武宗还充分论述了崇佛穷国的原因：“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旧唐书》卷18《武宗纪》。
据以上所述，从反佛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大的发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赋，兴佛加重政府的财政支出。而安史之乱以后则是大力呼吁要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样缴纳租赋，文宗要整顿僧尼，武宗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晋、宋、齐、梁“物力凋■，风俗浇诈”的教训，从而大肆灭佛，正是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是灭佛的主要参预者。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了聚敛财富，他以敬宗生日为由，于泗州(今江苏盱眙)置僧坛，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发为僧。对此，李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唯有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已南，失却六十万丁壮。”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人把增加僧徒做为损国肥私的手段。如果60万丁壮转入佛门，就是政府损失60万人的租赋。正因为如此，敬宗虽然是个“荒僻日甚，游幸无恒，疏远贤能，昵近群小”的皇帝，但也不得不“即月诏徐州罢之”。《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勿庸置疑，佛教在经济上给政府造成的损失，昏庸无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
李德裕对武宗灭佛大加称赞。他说：“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阑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约数千顷。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他认为这是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看来，李德裕对武宗灭佛是兴高采烈。因为他认为这是解决了“耗蠹生灵，侵减租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唐高祖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大问题。《李文饶文集》卷20《贺废毁诸寺德音表》。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还是宰相，对佛教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基于这个观点，他积极主张灭佛。这充分说明。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武宗以前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三 灭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问题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在傅奕看来，“且生死寿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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