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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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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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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显而易见,傅奕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现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视富贵贫贱为佛的作用就是窃夺了君主的权力,为害于政。他还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教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为了尊君奉亲,以行忠孝,他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男育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这样,“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旧唐书》卷79《傅奕传》。实际上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无疑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韩愈自称是孔、孟思想的继承人。他反佛的情绪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论内容,没有超出傅奕思想的范围,仍然是指责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不利于巩固唐朝政权。宪宗几乎杀了韩愈,并非因为他不知道韩愈对他忠心耿耿。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以后,又上书宪宗。宪宗道:“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旧唐书》卷160《韩愈传》。既然宪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不言而喻,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大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第154页。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正是背道而驰的。尔虞我诈,损国肥私,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这些被儒家指责者的所作所为,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武宗灭佛也考虑到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卷18《武宗纪》。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贞观政要》卷10《慎终》。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最后,他命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政治问题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13页。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极其肤浅,不值得一驳,但能够屡次谈起,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这又说明,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四 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而两教的地位也常有变化。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晋接触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焘“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行其术”《魏书》卷114《释老志》。。故而后又灭佛。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后又灭佛。到了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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