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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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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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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
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科学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一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的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一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冲突，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而教皇则压制了耶稣会，贸易也被严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时期，对内的文字狱和对外的封锁，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有趣的是，当时，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却成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感的一个源泉，成为他们赞美的一个楷模，并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发生过有益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西方人当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为支柱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一个不信的古老王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强大和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就被他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大的一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进行统治。中国社会在魁奈看来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总之，中国在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几乎被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天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种偏见却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这确实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憧憬向往还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也出现过中国热，人们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摆设进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国式的宝塔。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仍然是淡漠，关上原先开启的大门，并没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澜。
然而，正如美国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所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国观，不久就被那些从通商口岸回来的、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绘让位于实际的考虑。这方面的变化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变化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于，就不象他的前辈莱布尼茨那样一味赞美，而是评价颇低，他认为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讲的只是一种道德常识，毫无出色之处。当然，这可能代表了另一种偏见。顺手拈来的这一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当西方人比较实际地来看待中国文化时，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步履维艰、包袱沉重的巨人，他们发现了中国的落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冲突、大激荡。随着洋货的涌入也涌来了西方的观念，随着炮火硝烟和铁蹄践踏，一向有着优越感的中国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落后的事实（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士大夫怀着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来对待这一事实。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挑战，不得不回应而又不知如何回应，步步退后，直到"全盘西化"论的出现。从魏源等人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和组织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维新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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