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87年4月7日的一篇题为《立足现在，发扬过去，展望未来》的谈话录中提到：“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而不是‘同’。”而中国古典哲学正是强调“和而不同”的。宋代哲学家张载曾经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冯友兰认为，“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再声明这是因为搞‘四化’建设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对此也许有些人还是将信将疑。如果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整个‘仇必和而解’的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容易赢得人们的相信，这个政策也就会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牢固地立基于“仇必和而解”的“和解”哲学基础之上的，也只有这样，这种发展战略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基于对中国文化哲学传统的理解，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中郑重宣告，中国自古就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着力加强同亚洲各国互信合作，积极推动缓解热点问题，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支持亚洲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对话，提出理解和宽容。

　　西方观察家中也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和洞见的人士，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就认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近二三十年以来，甚至从1949年以来来观察中国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性”的领土扩张要求，因此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构成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和平崛起”，这是中国传统政策的一个继续。对于法国和欧洲人来说，中国的崛起从来未被视为是一种威胁。也许这是源于中法两国的地缘因素，但同时这也是源于中国一贯政策的原因，法国从未感觉中国是一个威胁。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新事物，而中国的和平则是一贯的。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已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也主张，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这需要政府和民间的长期努力，更需要一种相互欣赏和理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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