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历史的解释只是为了寻找到历史的规律，或者历史的真实。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易斯所说，只要勤于耕耘，将会获得一个应然而坚实的客观性。仔细探究，导致这样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具体、确切的材料，才能进行解释，得出结论；二是自近代，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发现世界的客观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本质论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的具体特性的结合中，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发现材料，获得历史的真实，他们也因此而自鸣得意，俨然以历史规律的守卫者和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言者以及引导者而自居。同样，一旦人们谈起历史学家，便总是赋与了他们认真严谨，承载着探讨人类兴衰和历史规律重任的一种形象。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历史学界，一批历史学家在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促动下，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历史学的上述解释模式和内含的这种目的论，开始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看成为仅是一种叙述。随着这些观点引入我国，现在，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这一新认识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这一结论后面的理论展开或者路径取向却所知不多。我们应该知道，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他们通过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路径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结论后面的论证远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变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历史学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解释资源相结合，走出我们自身特色的历史解释道路。

　　在改变历史学解释模式的多种路径中，语言对历史叙述的作用当是其重要的一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的解释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的一种“建构”。当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时，结论自然非常明朗：正是语言配置和运用使历史学的解释无从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以往，我们总是把历史看成为是叙述一种事实，讲述一个已经发生与存在过的故事，但我们却没有仔细探讨，在我们进行这种研究、展开叙述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发现”等主体的活动之外，我们还需要使用语言的配置这样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讲述。一旦这样的活动展开，语言作为独立的功能就自然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就使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写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着不同，历史的结构和叙述具有了多样性，历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从前被看作为真实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修辞战略”，历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实的陈述一样，“是语言的本质并且有一套论述的规则”。

　　这种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还只是从历史学家——这个历史解释者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研究的对象，从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历史材料——文本来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当历史学家面对着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时，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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