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如果我们用思想史这样的个案就更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其定义也许大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等。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意义有所变化，不同的群体对相同的词语也会作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语言对于意义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但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必须抓住那些“关键词”（keyword）及其语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想，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需要。由此，思想史家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定义为探究和解释政治语言以及在语言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连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达的范围内认同作者的词语，去显示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何自动行使着规定作者想说和如何想说的功能。这样，思想家们所写的思想原著不仅被看成是研究的文本，更是语言的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彻底转换。思想史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著作，而且更应该是思想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言结构。

　　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这个主体和历史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客体来分析，都能够看到语言在历史叙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学特性的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再仅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的自我能动。显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深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将过去所忽视的内容提升到可以研究的范围，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能够取得大为不同的成果。总之，它开辟了历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实际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要在追寻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中，意义来自哪里，是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材料与文本的语言之中，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当代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转移到古代的中国的话，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历史学家的语言运用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对语言运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让人赞叹。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学传统如何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使得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忘记了语言，忘记了语言与意义的密切关连。与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的转向相比，也与我们的历史叙述传统相比，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依然在追求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指导下，在历史事实的找寻中，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固定的语言模式，或者说“话语霸权”。但历史给我们讽刺的是，这样恰恰遮蔽了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解释和意义的发现，阻碍着历史学的发展。

　　“语言不断地产生意义”，面对着历史的文本，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创造”着知识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发现”；这样，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次新的“再发明”（reinvent）。面对着这些新的论点，即使在西方历史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很多历史学家在“捍卫历史”的旗帜下对上述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属于后现代历史学阵营的历史学家也坦陈后现代的历史学正“伫立在悬崖边”。但是，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对历史的这种新的理解却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实践脚步。相反，在经受着激烈的批评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现代史学则愈来愈蔚为浩荡。目前，对在仍然还处在“传统”历史学解释模式的中国来说，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这样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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