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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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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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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著名记者。1921年至1924年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驻德特派员，与当时在德留学生如魏嗣銮、金井羊、王光祈、朱家骅等人过往甚密。1923年7月25日俞颂华的《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报道了德国文化形体学会的一些情况。所谓“文化形体学”（Kulturmorphologie）就是指“文化形态学”[18]，认为各民族之间有或深或浅的文化圈界限，一个文化圈内，人类之生存及其意志之表现，恒与其圈内独特之精神相表里，各地生活条件不同，各文化圈之间有相同也有相异之点，故有互相亲密和互相抗拒之别。文中特别提到1923年6月29日召开文化形体学研究会纪念大会，到会的中国人有金井羊一人。[19]金曾拜访过该研究会的创办人洛白尼斯（Leo Frobenius）。文末说：“预定斯班厄尔氏亦有演讲，惜斯氏以事阻，未能到会，不然亦必有创见发表也。”[20]“斯班厄尔”疑不是指斯宾格勒，而是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俞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斯氏的学说，但是俞报道这件事情，想必与德国学界积极讨论文化形态学有一定关系，这篇报道文字也引起国内人士的重视，《史地学报》转载了俞文。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刊之前，对斯氏学说介绍相对详细的，除了魏嗣銮、张君劢外，则数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21]李思纯在巴黎大学三年半，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开设“史学方法”、“论史”课程。著《元史学》（1926）、《江村十论》（1957），又译《史学原论》（1926）。他在1923年10月《论文化》一文中对《没落》的内容和社会影响作了简略的介绍：
论文化之盛极必衰，衰极必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有德国现在哲学家斯宾格勒氏Spengler。斯氏有感于欧洲文化之趋于死途，常冥思默想而成一书曰《西土沉沦论》Undergang der Abendland，其书体大思精，证例繁富，历引希腊、罗马及东方古国先代文明其发生滋长及衰败灭亡之量例，更辅以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之观察，最后断定欧洲文化之现已趋于死亡。斯氏之着笔为此书在欧战前，脱稿于欧战中，而刊行于欧战后，一时风行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之德国，盖与安斯坦氏Einstein，所为相对论并称。斯氏本德国南方弥纯Muchun城中一中年教授，名不出乡里，自为此书，不一年而誉满全国。其书所论文化之生住异灭，信为确义。就其说以考古今文化之嬗蜕兴亡而知理有固然，非危辞耸听，谰言（骏）[骇]俗也。[22]
文中小注云：“《西土沉沦论》凡二厚册，吾于一九二二年春游柏林见之。此书至今无英法译本，不解何故。在德则极有势力，或由卷帙过巨而出版未久，故未迻译耳。”此次游柏林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思纯在法同学李璜、曾琦[23]。他们在德期间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宗白华、魏嗣銮、王光祈、沈怡、张梦九等人聚会于法兰克福，不排除其中可能讨论及《没落》。
最初把斯宾格勒介绍到中国是谁？以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最早向国人介绍《没落》应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留德学生。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学生留下关于斯氏的文字记载外，尚未发掘更多这方面的材料。五四前后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渠道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通畅得多，张申府那么快知道《没落》英译本的出版时间，就是最好的例证。《没落》德文本和英文本可能通过一些外文书店流传到中国。更何况国内一些大学可购得外文书籍、外文报纸和学术杂志[24]，学界都有可能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到斯氏的学说。
二、吴宓与斯宾格勒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输入中国，吴宓用力甚多。他自己固然多次说国人知有斯氏始于李思纯，此前“鲜知”，之后亦“无闻”，但他本人在1924年译文中亦曾介绍过斯氏。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著《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于1924年出版，吴宓立刻将其“绪论”部分译刊《学衡》。文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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