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史的重要，当时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多专门有“文明史”一节。20年代受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以及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文化史取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应多数大学均有“文化史”课程设置的需要，在这些诸多因素的促成下，才出现了数量颇多的文化史著作。30年代文化史研究热发生的前因后果不是本文的议题，故不予展开。然以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热作为衡量斯氏“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影响之程度，尚缺乏事实立论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斯氏的学说在30年代没有影响，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研读《没落》的德文本、英文本甚至日文本，不论在面向还是深度上，都大大提升了斯氏在学界的认知度。
[1] 《西方的没落》第1卷出版于1918年，第2卷出版于1922年。斯宾格勒一生著述颇丰，除《西方的没落》外、还有《马克斯主义在欧洲》、《划时代之年代》、《德国之新建设》、《国家经济》、《德国青年之政治责任》、《人类与技术》、《政治论文集》等。
[2]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编者识》，《学衡》第61期，1928年1月。
[3] 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 宗白华(1897－1986)，原名之櫆，字伯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江苏常熟虞山镇人。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5] 凯泽林系俄裔德国哲学家。生于爱沙尼亚。先后就学于塔尔图大学、日内瓦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继承伯爵爵位。俄国十月革命后产业被没收，迁居柏林，与俾斯麦的孙女结婚。曾创办“智慧学院”，试图融合东西方思想。晚年隐居奥地利。著有《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1919）、《创造性的认识》（1922）、《不朽》（1907），《新生》（1927），《被解放之美国》（1929），《南美冥思》（1932）。他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始传入中国，《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有报道，叶法无的《文化与文明》第三篇《克斯尔林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批评》，对他的思想有详尽的陈述。1947年左东侯译刊《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一书里面“中国之游”一章，发表在《东方与西方》第1卷第1期，1947年4月。
[6] 《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
[7] 宗白华在《自德见寄书》虽只提到《西方的没落》的书名，没有任何介绍这本书内容的文字，但不等于他此时没有阅读过《西方的没落》。宗白华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共知的。他曾在自己主编的《学灯》刊出伍蠡甫《文艺倾向性》、董兆孚译的《人与技术》，在“编辑后语”中，对《西方的没落》和《人与技术》内容都有所介绍，而且评价都很高，如《西方的没落》是一“历史的生态学，博大精深，征引繁富”。（《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87、188页。）宗白华留德期间应读过《西方的没落》，只是没有在《自德见寄书》详述。
[8] 《陈嘉异致李石岑书》，《民铎》第2卷第5号，1921年2月15日。
[9] 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10] 《魏时珍日记》，《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11] 《魏时珍日记》，《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12] 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改造》第4卷第5号，1922年1月15日。
[13]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10日。
[14] 《杜里舒讲演录》第6期，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初版。
[15] 《杜里舒讲演录》第3期，商务印书馆1923年3月初版。
[16] 杜里舒著、张君劢译：《论理学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页。
[17] 张申府：《对于西洋文明态度的讨论》，《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号，1926年9月9日；此文后又收入谢颂羔编《文化的研究》，上海广学会1928年出版。张申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18] 后得见李长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认为“文化形态学”与“文化形体学”不同，俞颂华这篇文章并没有介绍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事实上，文化形态学和文化形体学只是Kulturmorphologie不同译名，实为同一概念，至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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