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
 |
时间：2009-7-24 13:58:21 来源：不详
|
|
|
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据《后汉书，耿＠(14)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崔ｙīｎ＠⑨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其《序》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注：据《艺文类聚》卷六一。）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
班固的《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ｓōｕ＠①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