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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律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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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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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两汉和南北朝晚期，官方言论一度对于妇女贞节问题比较强调，社会舆论，尤其是贵族社会的舆论，曾倾向于对妇女再婚的负面评价，但都没有走到凌虐人性的地步。宋以后，社会舆论明显地偏离法律的规定，而趋近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把一项本来只有少数品行高洁之人才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向社会公众提出，或者只能使该要求彻底虚伪化、无人遵守；或者会造成弱势团体的大量悲剧。而中国古代的妇女，恰恰不幸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说，妇女再婚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由法律层面向道德层面的逐渐变迁。考察这一过程，既使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避免混淆不同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也能为我们在法理学研究中对法的不确定性、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价值评价等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妇女再婚问题比较宽容的几个时段，恰恰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可否认，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都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较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代表，他们的到来经常使社会发展停滞、经济文化产生暂时的倒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地受礼教思想影响较少，比较丰富地保留了一些人类幼年时代男女平等、原始民主等思想的遗存。表现在妇女生活的领域，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较多地具有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绝对地低于男子。对于妇女再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中也少有限制。比如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皇后都有夫君驾崩后改嫁的例子。这些思想风尚随着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区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齐时，民间就有以女性为户主的习俗。隋唐时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此也有很大关联。及至元代，社会风气对妇女再嫁问题的评价也暂时地缓和。虽然，这些清新的风气都在延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消退，汉族传统的礼教思想随着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而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3．当今，我们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社会观念转变之艰难和重要性远甚于法律条文的修订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对于妇女再婚的最大障碍，决不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而在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之上。正是后两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恶性而畸形地发展，使得广大妇女饱受摧残。而且，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之中，社会道德和民间习惯往往比制定法有着更大的威严，并且不能轻易地随着制定法的规定而改变。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制定法一向禁止居父母丧而嫁娶、禁止小叔收嫂（元代例外，已如上述）。但是，据民国初年的调查，小叔收嫂在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民间习惯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比比皆是。湖南、福建两省还有“孝堂成亲”之俗，专门订在父母丧期嫁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民众处于赤贫的状态之中，顾不得什么礼教规定，但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缺乏对制定法的关注和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此，仅凭纸上的条文设定，还不能使中国的妇女完全自主地享有本应由其享有的全部权利。社会观念的问题不解决，妇女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从一而终的陋习。比如：二十世纪中叶的内战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半世纪以后，探亲者归来还能发现很多结发妻子始终未曾改嫁，苦熬一生，盼夫归来。从情感上来说，她们当然是很值得尊敬的，是否再婚也是个人自由，无可指摘。但是我们从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中，是否感受到了一些几千年来的道德规范久久不肯消散的力量呢？
毕竟，中国妇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妇女再婚权这样一个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权利，在今天获得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普遍的赞同。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以及妇女再婚权利的完全自主，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去完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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