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政治一统趋势的产物, 它在编纂上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大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吕氏春秋》为西汉文化和政治的一统构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吕氏春秋》 大一统 融合 坐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即将统一全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招集门客写作而成的,是战国时代诸家思想的汇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文化一统和政治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
　　
　　1 《吕氏春秋》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王权遭到了极大破坏,虽然有楚、齐“问鼎”事件,但是各诸侯国还时常以“尊周复礼”为号召,图霸称雄,仍然说明“周礼”在统率人心方面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毫无颜面可存,已经沦为一个小诸侯国的地步,各诸侯国连名义上的“尊周”也不再有了。到了战国后期,列强纷争而渐趋于统一,秦国日益强大,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趋定。这样,在战乱即将结束,统一大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怎样统一天下以及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成为摆在秦统治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吕不韦自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召集众多门客各著其说各著所闻,“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1],在此总的要求通领下,诸家宾客各论其学派学说,以期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理论前导。
　　因此,《吕氏春秋》虽是“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内容上其侧重点还是在军国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吕氏春秋·先己》)[2]、“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意也”(《恃君》),以期用自己的学说来重建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书中各章,最终的落脚点,很多都是为了国家统一而提供理论的支持。比如,即使是谈养生说乐律,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政治大事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大乐》),“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在《吕氏春秋》中这些论说其最终旨归是劝说秦王应时统一全国,受命为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则不和,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2 《吕氏春秋》中体现出文化统一意识
　　
　　春秋时期,“官学下移”,诸子兴起,纷纷阐述自己的政治秩序构建蓝图,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国,即齐国的“稷下学宫”。到了齐襄王时期,“稷下学宫”开始衰落,诸家士人大多数都离开了“稷下学宫”,此时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各国招徕人才的目的,除了社会风气使然外,都是为了图谋振兴国家,乃至实现有己国为中心,统一、恢复周代的统治格局。
　　此时,身处其中的吕不韦,对于文化上的地域差异和人才奔趋各国的情况,他走的是揉和各学派,取精用弘的路子。这就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的指导思想。
　　《吕氏春秋》自觉以揉和众家思想为旨归。《用众》篇说:“天厂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派别的思想。如评论各派别思想:“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都有体现。但是《吕氏春秋》是站在揉和的角度采用各家思想的。如:
　　儒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不仅仅推崇孔子为唯一圣人,“仁”被放置在“道”之下,不像孔子及其儒学后人那么讲究礼,虽然也讲究“乐以成人”,但是也贯穿了道家的自然之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吕氏春秋》把儒家高度重视的“孝”同法家的“耕战”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显示出《吕氏春秋》的改造勇气。
　　道家思想,《吕氏春秋》一书中,虽然也标榜“道”,但是以“精气”说阐释“道”,而以“无为”说为贯彻说明“君道”服务,把道家的无为缩小到仅仅为了说明君道上来,变道家的“小国寡民”治世理想为封建大帝国的宏伟蓝图,另外,如尧让许由、大鹏逍遥等故事,虽然由《庄子》而来,但是在《吕氏春秋》中都变成了说理的工具,与《庄子》本意完全相反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