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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也对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等思想进行了改造,可以说,《吕氏春秋》中,已经找不出纯粹的“九流十家”原始思想,这固然是各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有所变异,但是,《吕氏春秋》有意识地整合理论,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吕氏春秋》内容虽然以揉和众家学派,力图形成学术体系为指针,但是,对于入列其中的诸子学说也是有选择的:“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者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处,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在《吕氏春秋》一些矛盾、对立的思想中也一并出现。如子华子学派重生而轻功业的思想与儒家重视建功立业的思想是相抵牾的,兵家的“义兵说”与惠施等人的“偃兵说”也是对立的,但是,《吕氏春秋》却存而有之,体现了一种学术思想的融合。《吕氏春秋》虽然思想混杂,但是有一个总的宗旨,即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在其中体现了一种融合汇流的趋势,它力图糅合百家为一体,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例如“义兵说”是视秦国为义兵,它用兵是在解救六国的人民,是拯民于倒悬之举,“偃兵说”则是希望停止战争,不再用兵,其目的还是结束纷乱的争战局面,它们从相反的角度为秦国的一统提供依据。高诱的《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样,《吕氏春秋》在当时的政治即将一统的大背景下做出的融合文化的尝试,为以后大一统理论的系统提出做了一定的努力,这种尝试是上有所承下有所启的,孔子希望运用周礼来实现一统,左丘明在礼乐文化下选用贤明君主来结束纷乱的局面,道家提倡“道一”,不过这都还是一种思想的萌芽,并未形成体系。到了《吕氏春秋》,对百家思想进行整合而渐趋于一统,在理论上开始展开论述。
3 《吕氏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史意义
这种百家争鸣而近于一统的趋势,为秦国的统一而提出,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本应该会实现,但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专制王权,专用法家思想,所以这种文化一统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文化一统于儒家。不过此时的儒家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而是一种融汇了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在内的新的治国思想,由此才实现了真正的文化一统的局面。但是,《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一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汉书·地理志》说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蓟国“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而“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刑”。这种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其实,不仅社会风俗及文学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学术流派也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秦、楚发展。法家主要源于三晋。[3]我们说,政治文化一统也包括各个民族、地域之间政治文化的交融。战国时期,随着七国纷争的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在战国后期,秦国与六国通过战争、会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强了交流,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进入秦国,晋国的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国比较重要的思想,并且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成为秦国的治国方针。秦朝一向奉行专制皇权,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
《吕氏春秋》集合东方各国宾客而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地域之间的人才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是齐学的中心,在《吕氏春秋》中,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了强调,要求秦始皇应时而称帝,统一全国,秦始皇后来也是利用了此学说来为其统治提供合理依据。齐学中的 “无为”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强调,吕不韦为其做的原序就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的一部汇总百家的著作,形成了融百家于一炉的风格,体现了文化政治一统的时代特色,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许违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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