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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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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3-21 21:59: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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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注: 概述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1、批判精神；2、经世思想；3、科学精神；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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