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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丰:历史教育面临深层次问题

时间:2009-10-18 17:11:35  来源:王加丰
 历史课程网——“高校中学历史教师联盟”博客

用户公告:鉴于当前中国历史教育界高校历史教师和中学历史教师沟通的不够充分,本博客希望为双方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使大家相互理解,增进交流,共同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发展!若能为此贡献绵薄之力,将是本博客所有参与人员莫大的荣幸!本博客的创办得到了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师范大学各历史教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热烈欢迎各位辛苦奋战在中学一线的历史老师们踊跃参与,你们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历史教育界最宝贵的资源! 

附:如能赐文于本博客,请发自QQ邮箱278034126@qq.com,非常感谢!

 

 

我国历史教育面临的几个深层次问题
 
《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6期

王加丰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我国的历史教育现状令人忧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都能用“市场经济”来解释。如果不注意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历史教育还要进一步滑坡。这些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对历史教育在当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定位不够明确,对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中的作用不够明确,对如何吸收传统文化的菁华问题实际上也不够明确。我们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教育  现状  深层次问题

 


                                                                              

我国历史教育的现状令人忧虑。表面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非常需要历史学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现实生活中,历史教育受到的冷落几乎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些博物馆和名人故居门可罗雀的报道,国民对一些重大历史纪念日的无知和毫不在乎的态度令人痛心。网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日本人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和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的差异,读了真让人感到汗颜。[1]

各级学校中历史教学在不断萎缩。许多大学中,像中文、政治教育等文科类专业,必修课程中早已不见历史课的踪迹,专业选修课中也大多是这样。只有在全校性的选修课中才能见到一些历史课程,一般是诸如“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之类的课程,但这些面向全校文理工各科学生而开设的课程,很难讲到一定的深度,不能满足文科类学生的需要,而且授课的效果也成问题。

即使在一些普通中学里,历史教育也形同虚设,这在全世界都可能是罕见的。就我们所观察到的浙江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中学生的头脑中的历史知识已经到了十分可怜的地步,所谓5000年文明史,在许多学生中可能是一片空白,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课程。目前浙江省中学理科生(他们占中学生的绝大多数)的历史课时只有解放初的5/18。现在的初中生(文理不分班)只二年级有历史课,每周2课时,高中只一年级学中国近现代史,每周3课时(在一些中学,甚至这一点也无法保证);而上世纪50和60年代,中学6年中每年都是每周3课时。高中理科生历史课时1996年时定为5个课时(只学《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新世纪初从5个降到3个(取消《世界近现代史》)。初中的历史教育可以说正处于取消状态。由于课时的缩减已达到极限,前两年有关部门采取了另一种“缩减”措施,即改变考试方式,把闭卷统考改为开卷考试。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属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开卷考试意味着不考试,而不考试意味着无需学习。初中历史课时缩减的还有另一种表现,即中考时把《社会》科(历史、地理和政治)的分数缩减到可有可无的地位。浙江的一些市,升高中的总分中,《社会》只占100分(其它科目占的分数是:《语文》、《数学》、《外语》各占150分,物理、化学和生物组成的《自然》200分)。另有一些市,《社会》的分数只占60分,自然180分,《语文》、《数学》、《外语》各为120分。《社会》只是《自然》的1/3,而且又是开卷考试,对升高中来说几乎可有可无,要学生平时学习历史时做到“认真”简直是奢望。即使如此,有的市还曾酝酿过新的“改革”,即从《社会》的100分中再减掉50分,把原先定为200分的《自然》升为250分(其出发点是想改变物理、化学受到过度轻视的情况,因为在三+X的高考模式下,这些科目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历史课在普通中学的这种遭遇非常有典型性,集中反映了有关部门对历史的轻视程度。其结果是,相当部分的普通中学理科生可以说基本上不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怎么回事。至于其它类型的中等学校,除中师外(现在浙江已经不存在中师)根本没有历史课。这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关部门认为历史知识越来越无用的表现。这种情况与韩国所有类型的中等学校均排有相当数量的历史课程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与我国一些人包括我国政府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非常重视日本人的历史教科书对他们青少年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育却几乎处于荒废状态。

一些从事历史研究和和教学的人习惯上把历史教育的萎缩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恐怕是过分简单化了。从西方的历史看,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不仅没有导致历史学和历史教学的衰落,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使历史学作为显学发展起来。也有一些人从史学本身找原因,他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历史学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如不少历史工作者只研究一些老百姓不感兴趣的课题,语言充满学究气,干巴巴、死板或不生动活泼等。还有一些人说,各种博物馆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参观,是因为展览的手段太落后,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等等。这些自然都有一定道理,但这能说明历史教育极端衰微的现实吗?像“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或南京大屠杀这一类纪念日,并不需要靠什么现代化的表现手段来吸引观众,关键是看政府和群众自身的认识。

我们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上述历史教育现状的形成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不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仅仅靠史学工作者是无法解决的,而是需要史学界,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从我国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现状本身来看,造成各级各类学校历史教学萎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定位不够明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当前青少年道德建设中或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历史教育到底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实际上尚缺乏共识,历史教育的式微是与历史学在此中的地位很模糊分不开的。

常常有人问起,学历史有什么用?尚处于为生计而奔波的人问这样的问题是情有可原的,暴发户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其实也大多是这样问的。他们其实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对日本右派分子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提出抗议。

如果说,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历史的经验,那么普通人学习历史是为了什么?

国外关于历史教育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为节省篇幅,这里不作详细介绍。[2]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过去,对世界上各民族的过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是他或她作为现代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历史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养成全面认识和处理问题的习惯,等等。不过我们认为,在当前来说,历史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使他们产生民族认同感的最重要的手段。

目标不明确,是我国当前历史教育中最大的问题,长期来各种形式的历史教育都变成了一种政治教育,即通过学习历史来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课成了政治课的一门辅助课程。不走出这一误区,历史教育的作用就无法真正得到发挥。

各种形式的历史教育的基本任务,首先应该是让我们的公民,特别是让青少年知道并铬记在心: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热爱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些才应该是当前我国历史教育的真正目标。在当前我国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的生成过程中,在他们的现代的然而是民族的价值观的培养过程中,历史教育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我们应该认清这个目标并很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这种作用。

第二,我们尚未真正解决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问题(这是与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相比而言的)。历史教育的急剧萎缩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与现实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紧密结合起来的反映。历史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教育,是思想和世界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绝大多数高中生(高中理科生,他们占高中生的绝大部分)中全面取消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教育,显然是有关部门和领导认为中学生学习这些东西意义不大。

当然,从表面上看,我们早已解决了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即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实际上,基本原则的提出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20世纪初进入我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长时间里是在否定我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传播的。自那以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自己的巨大威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取得的每一项重大胜利都与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五四”以来的8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革命斗争战略和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战略上。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现在仍处于摸索阶段,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最后和最困难的一项任务。

所谓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中国化,我们的理解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一部分。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即通常讲的儒学,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传统都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冲突的,只承认其中某些东西可以吸收,而那些被认为可以吸收的东西往往与反正统儒学的思想有关。不久前,领导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要求,我们觉得这正是提出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正统儒学相结合的问题。

当然,正统儒学并不等于文化传统,后者的含义更广泛。以下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里碰到的困难。英国的罗宾汉或法国的佐罗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我们也非常喜欢他们的造反故事,但中国老百姓不喜欢解放后我们的历史家编写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只喜欢历史上出现的林冲和武松。下层百姓抗暴抗恶,本来应该是普通群众喜闻乐道的题材,为什么我们编写的农民起义故事百姓不喜欢看?难道仅仅是因为不生动活泼吗?

我们认为,这正反映了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民族传统的融合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由于这一原因,历史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凝聚人心、促进民族认同感的作用显得模糊起来。

实际上,我们不仅对历史教育的作用认识不到位,对政治或道德教育作用的认识也是这样。比如,当我们的媒体在谈及青少年犯罪时,往往只把犯罪原因归之于法制观念不强、法制教育不够,或心理辅导没有跟上,或受市场经济造成的不良文化影响等。马加爵杀死多个同寝室的同学,很多人都说,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必须跟上,否则还会出大问题。难道这么残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吗?缺乏对人生美好的起码追求,缺乏对他人生命和自己生命的起码尊重,极端冷酷和凶残地对待同伴的生存权利,由贫困而产生的极端的报复心,这些是心理教育能解决的吗?为什么不首先考虑一下文化传统教育,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的教育及起码的人生观和人生道德教育的缺失?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对人民充满爱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怎么会去杀害自己的同学!

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现:各级领导只把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发展经济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培养民族价值观的重要手段。这是对传统的亵渎,它把一个民族中那些神圣的东西庸俗化、滑稽化了。可悲的是,这已成了我们的习惯。结果是,各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了空前的开发,许多地方还在不遗余力地争夺这种资源,甚至不怎么体面的资源也争,比如,争夺夜郎的所在地;到处都出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凡是能用来“搭台”的东西一概受到重用,但“重用”的目的只是为“唱戏”服务。外观上,各类大规模的文化节庆活动似乎可以普及地方历史和文化传统知识,实际上往往是徒有其表。且不说那些夸大其词的宣传歪曲了事实真相,这类活动在群众中造成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赚钱的,只有能赚钱的才是有用的,反之是无用的。

第三,我国的历史教育还没有解决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爱国主义的问题。任何国家都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公民中培养爱国主义思想,但各国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不会完全相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也是有区别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以和平崛起为目标的大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它与救国图存、反抗外来侵略时的爱国主义应该有所不同,那时,一定的仇外和排外是免不了的;它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那时的爱国主义不仅与忠君相联系,而且对外视中国为中心,视周边国家或其他国家为藩和夷。我们现在需要倡导的爱国主义,对内是爱祖国,爱人民,对外是主张民族独立和平等,爱世界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着一个尚未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重要任务:必须改造旧的爱国主义,发展新的符合现时代所需要的爱国主义。这项工作应成为我们的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更不是复仇主义,而是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人类和世界和平的热爱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成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我们的公民就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以平等之心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以平等之心要求各国人民对待我们自己,时时不忘保卫世界和平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现时代的爱国主义。

必须指出,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很重视爱国教育,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从网站上可以看到的一些人的义愤和偏激往往掩盖着许多人的无知与冷漠,可惜看到这一点的人恐怕不多。

实际上,追赶型的现代化国家并非一定都要轻视历史教育,只要看看韩国中小学的课程安排就足以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从历史上看,爱国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比较复杂。19世纪末,日本也是一个追赶型现代化的国家,但日本把工业化动员与民族传统中丑陋的一面结合起来,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西欧国家在从事工业化时,动员全民族的基本手段同样也是民族主义或美之名为爱国主义。那时,这些主义既是动员群众从事现代化的胶结剂,又是对外扩张或培养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工具,利用历史作误导国民的教育和宣传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现代化所处的国内外条件不是这样。

1978年以来,我们是在淡化爱国教育的情况下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考虑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在一定阶段内可能是合理的。但长此以往,中国也可能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正在培养出一代对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了解得很少的青少年,除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现代快餐式的消费和娱乐,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们的神圣感。特别是,即使由于我们的悠久历史传统使他们在不学习什么历史知识的情况下仍可自发地怀有一定的爱国心,这种爱国主义也需要经过一定的改造,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

 

 

 

历史教育的式微,还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本身以外的一些因素很有关系。除了通常泛泛而谈的市场经济的影响,这里着重讲两点:

第一,政府角色的转换问题。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的现代化国家,凡是这一类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都是在政府指导下发展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指导经济起飞的问题上,对国家的全面管理则关注得较少。这造成了“经济唯一”的态势。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特别处于手足无措的地位。但随着经济起飞,政府角色有一个转变过程,即从经济建设的发起人转为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仲裁人的过程。

追赶型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在现代化启动及其后的一定发展阶段内,政府都承担着“总经理”的角色,或者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公司,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发展。这是战后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现象,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而且比以前的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或地区更加突出。当然,这不是说,这时期政府除了做“总经理”,就不管其他事情了,那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否定以下事实:作为“总经理”,政府不仅有可能忽视道德和人文精神方面的建设,即使理论上它认识到这一点,并十分重视这一点,也往往是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整个社会思潮上造成“经济唯一”的趋向十分明显,要扭转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前些年,像中央台这样重要的舆论工具都还在大张旗鼓地宣扬恭喜发财,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异议。政府出面大肆鼓吹发财,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现象。在一个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的真正角色应该是制订规则,执行规则,并为了这一切营造一个适宜的经营环境,和谐的人文气氛或精神文明建设是其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的政府正在向这一目标过渡,但这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至于用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则要看政府的认识和措施是否到位。

第二,当前我国历史教育的不景气现象,还与历史学在我国各学科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有关。我国不少社会科学学科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得到发展的,按通常的情况,每门学科在其产生时期一般都采取迅速扩大地盘的战略,通过这种广度的扩张来确立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原有的相关学科,至于其深度的发展是晚一步才考虑的事情。作为一门传统学科的历史学,在农业社会里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近代以来,它的一些分支先后发展成单独的学科,为了表明自己的规范和特征,这些学科在一定时期内都致力于与历史学“划清界线”。当然,历史学一直是这些学科的基础之一,但在一定时期内这些新兴学科不一定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它不一定有必要认识这一点。相反,它可能会以远离传统学科作为自己的“新”或“应用性”的证明,在一定时期内,即在它们扩张或外延发展为主的时期,这种做法不至于对其造成太大的损害。

一个或一些学科的发展影响其它学科,或者在各个学科中,有的在一定时间内出尽风头,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如日中天,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中小学生只要学会社会行为就行了,其中小学教育中不仅忽视历史教育,而且忽视了整个基础课程教育,这种情况到70年代以后才慢慢改变。当前,听说在美国社会学处境已大不如前,它处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夹缝之间,过得有些艰难。在法国,由于年鉴学派的努力,历史学在二战后享有很高的地位。到20世纪末,“历史学依然在法国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即使与哲学家的竞争日益增加,历史家们仍在媒体中保有令人羡慕的地位,虽然看起来哲学家对当代的需求反应更为敏感。”[3]

西方也曾出现过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因各种原因对历史学关起大门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初,拉迪里曾深刻地分析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的社会影响的演变过程:“直到19世纪,知识基本上建立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上,即精确的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这是数学与直觉的对立……历史学包含在人文学科内。然后,沿着这一线索出现了‘第三种文化’,即社会科学,它起初没有受到重视,但很快就为人所共知。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欢欣鼓舞地与历史学家共存,这条线索可以从马克思伸展到涂尔干和弗洛伊德,一直在相互地交换着概念,跨越彼此的界线。然而,最近以来,旧的规则遭到了攻击。社会科学希望保持它们的声誉和纯洁性,开始对被指责为‘软’科学的历史学实行关门经营。这场攻击的特征在于,由于这部分攻击者的熟视无睹,其中也不无夹杂着的怨恨……今天,不管怎么说,这场驱逐历史学的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因为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这个运动的前景很不妙。人人最终都要服从亲眼看到的事实:如果没有关于过去的特别领域,也就没有建立人类科学的可能,就像不知道星体和银河系年龄的天体物理学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半失宠之后,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灰姑娘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恢复了它的正当地位。”[4](pp. 31-32)

西方历史学的这种经历有一定的规律性,看来我国的历史学现在正处在做一个“灰姑娘”的时期。当然,各门新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感到提高的需要,这时它们会重新评价传统学科与自己的关系,这样各学科间的关系可能会取得某种平衡。比如,90年代以来,由于宗教、民族、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知识起的作用正迅速增大。不过,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各新兴社会科学学科正处于急剧的扩张时期,各学科间的平衡关系尚未形成,一些学科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和应用价值,至少从表面上都在竭力摆脱对其它学科的相互依赖性,这成了历史学过分受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学人和一些文化界人士对历史知识的蔑视,已经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甚至中国人视为极其神圣和悲痛的卢沟桥事变,居然也有人在加以“戏说”了。[5]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历史教育的式微是由多种深层次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大气候等等。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的历史教育才会走上正轨;中国的历史教育走上正轨,应该是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走上正轨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小文. 大屠杀纪念馆“免费开放”只是一个起点[N]. 新京报. 2004-03-03.http://www1.china.com.cn/chinese/OP-c/509175.htm.

[2] 赵亚夫, 等. 国外历史教育透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 Christophe Prochasson, “Is There a ‘Crisis’ of History in France?” May 1998, http://www.theaha.org/perspectives/issues/1998/9805/9805INT.CFM.

[4] 拉迪里.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 一个卢沟桥所在地的电视台在2004年6月25日播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游历卢沟桥的节目。其中有这样的镜头:一个瘦老头儿,手里转动着两个用于健身的核桃,用山东口音对两个孩子说,“那个七七事变哪,一共打了七七四十九天……”;两个孩子中的小丫头,对那瘦老头儿说:“老爷爷,当年咱八路军在卢沟桥上怎么打日本的呀?”。解说词还竟然把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说成了“孙××”。梁亚明. 卢沟桥上“瞎话”多[N].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7/02/content_15626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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