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

　　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

　　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

　　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

(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

　　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

(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

　　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

　　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

　　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

(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

　　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

　　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

　　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

　　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

　　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

　　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