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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谈谈大众历史教育的偏失

时间:2009-10-18 17:18:18  来源:钱乘旦
 

    钱乘旦:谈谈大众历史教育的偏失

    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国内播放后引起巨大的震动,各路媒体纷纷报道,相关的争论也随之而起,其热闹的程度,已是近几年所少见。后来,据说是为了减轻震动的力度,就不仅将剧中一些“较为敏感”的情节删去,而且加快了播放速度,以便在更短的时间里结束争论。一个剧引出如此大的反响已经是出人意料,但反响究竟因何而起,却更值得人们用心去思考。

    这个剧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严肃剧,它试图以历史线条为依托,使用通俗吸引人的大众文艺形式,回溯中国现代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从王朝专制走向了共和。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中国人是应该好好加以回味的,时至今日,当现代化正在深入进行时,就更应该如此。但作品引发的争论却不在其主题上,而在其人物形象上。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变脸”感到震惊,进而不能接受。许多人觉得:这些中国近代史上铁板钉钉的人物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面熟了,作品“重新塑造”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篡改了历史”(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观众就很有历史感了)。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不少观众已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剧中所述的情况确实有其历史依据,那么我们脑子里早已固有的那些“历史”,包括对人物的“定论”,又应当如何理解呢?历史难道真是一个面团,可以任人随意揉捏?所以,《走向共和》引发的争论不仅仅在于如何塑造了几个剧中人,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大众争论其实是植根在深刻的观念层面上的,正是出自这个层面,大众对《走向共和》提出了质疑。奇怪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观念变化,惟独在历史观念上却显得异3陈旧。国人习惯于把历史看作是固定的“知识”,不假思索地接受一系列定论,进而把“定论”本身就看成了“历史”。这是国人对“历史”的误解,而误解又源自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教育。由此看来,有关《走向共和》的争论已超出剧中人物评价的问题了,它G动的是人们对历史观念的思考。本文中,笔者并不打算对《走向共和》本身作过多的评论,而是对大众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作一些议论。当然,历史观念(即如何看待和认识历史)本身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由于国人在这个方面似乎毫无意识,因此把问题提出来,就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什么是历史


    是“过去”,而是他们的“现在”。如果他们留下了“历史”,那个“历史”仍然是不能被后人所感觉到的,因此,“历史”是一个不可被感觉的事物,“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确切。


    但历史难道就不存在了吗?它当然存在。如同世界上其他一切客观的存在一样,历史的存在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依据。但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其他的存在不同,历史的存在是“过去的”,一旦事情发生过,它就成了已往,不再可能被感知,这是“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之间本质的差别。由此,认知历史与认知现实也就不同,“现实的知识”靠直接的感知,“历史的知识”需要经过中介。

    “历史”这个词其实有两重含义,第一层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即过去真实发生的事;第二层是后人作为知识而了解到的“历史”,即我们脑子里得到的那个“历史”。在人们的知识体系里,第一层含义的“历史”不可能存在,因为“过去”一旦逝去,就无人能感知;第二层含义的“历史”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不是由直接的感知而形成的,而是由中间阶段传递出来的。


    历史的知识是这样形成的:通过“过去”所留传下来的那些遗迹,包括考古发现、史料、口头陈述等等,经历史学家的甄别、整理,构建出一个知识体系。这些遗迹有些是文字的,有些是非文字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去收集、运用这些遗迹,用“求真”的原则加以组合,重新恢复“过去”,从而陈述出一个“历史”。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任何历史学家(以及任何教科书),都不可能恢复出一个与客观的真实完全吻合的“全真”的历史,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读到的“历史”都只是客观真实的一个“仿真品”,在仿真的过程中,主观的色彩非3强,其原因如下:


    首先,历史学家对史料、文物等等的使用和判断有赖于他的学识水平、他的史德、他在潜意识中的史学指导思想,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等。即便是最“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陈述中,仍必须运用主观判断。历史学家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但这些资料并不是历史,而只是素材,他必须判别真伪,抽取组合,将其编织成一部“历史”。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只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尽可能使用自己的“主观”能力恢复“客观”;而出于种种原因,失真不仅难以避免,故意歪曲历史也是不时会有的。


    其次,历史学家使用的史料(哪怕是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包括考古发现)也已经被主观意志浸润过了,因为留下这些史料的人都将自己的意念置于其中(哪怕是无意识的也罢),因此这些资料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后人就很难判断。留史料的人也许无心,但他留下的可能是一些道听途说;他做的结论可能完全是主观臆测;他所记叙的事,有可能面目全非。历史学家在使用史料时已经与真实的客观相隔一层了,史料的“客观性”本来就包含着主观因素。

 

 


    第三,历史学家决定使用哪些史料,如何将这些史料排列成“历史”,就更依赖他的主观意志了。相同样的史料用不同的方式排列起来就会变成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历史”不意味着“不真实”,只不过意味着叙事的方式不同。“历史”是被历史学家“叙述”出来的,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主观活动的过程。


    除受主观意志的“污染”之外,“历史”的真实性还受到偶然性的强烈挑战:过去留下的一切遗迹都是偶然的,大多数真实的历史都没有留下史料,留下的史料从来都是少数,既不足以恢复历史的全貌,又不见得记载了最重要的历史情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的主观活动又起作用了,他试图用有限的资料构建完整的历史框架,于是33需要借助推论和假设来填补空白。并且,历史学家能够使用哪些史料(比如发掘出哪些文物,找到以及看到了哪些文献等等),也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据这些材料来恢复历史,谁也不敢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真实。由此可知,人们脑子里的“历史”与过去真实的历史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前者是后者的人为的还原。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只是客观的真实和后人的主观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不等于“过去”。既然如此,不同历史学家叙述出不同的“历史”就应该是很正3的事,我们不指望只存在惟一的“历史”。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国人的观念是模糊的,他们相信有惟一的“历史”。他们认为:既然历史是“真”,是“客观”,那么历史就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同一个“真”不能有几种形象;有几种形象就必然有“假”,就好像真假美猴王一样。客观的历史该怎样就是怎样,历史在那里,确确实实,看得见摸得着,就如同你、我、他。这种观念源自于我们的历史教育,我们的教科书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是惟一的与真实的,真正的“历史”只有一个。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它把过去存在的历史(客观的真实)与人们通过主观活动而陈述与恢复的“历史”(即我们知道的“历史”)混为一谈了。人们应该知道:历史作为真实的存在是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它不能存在于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存在于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历史”),只是对历史的近似的恢复,而恢复的方法又是多途径的。


    坚持说只有一个“历史”,那就控制了历史的话语权,“历史”就只能有一种说法了,这不符合“历史”的本质。话语权垄断会导致以下后果:第一,既然“历史”是一个既定的知识,就不必去研究,去讨论,历史学实际上被取消了。这正是当代中国历史学所面临的困境:多数公众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有什么好研究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一点就已经足够了,知其皮毛即可。这种看法,原因就出在对“历史”的错误理解。第二,在公众中,一旦他们发现一个与“真历史”不同的“假历史”出现,就会大惊失色,甚至勃然大怒。这就是《走向共和》引起剧烈争论的深层思想原因。在《走向共和》中,人们看到了“假历史”,其之所以“假”,是因为它与教科书上的说法不同,它假造了人物的面目,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是一旦有人告诉观众:《走向共和》之所述仍然是有历史依据的,这就对人们的思想造成重大的冲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所以,《走向共和》的争论体现着我们历史教育的重大失误,我们的公众事实上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二、如何解读历史


   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这种人是有的,对此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同时,另一个人,他罪恶累累,恶贯满盈,毫无礼义廉耻,还是民族败类,在政治史上千古受人唾骂;但是在思想史上他却是独树一帜的哲学家,是千载难逢的思想巨人。放在不同的解释体系下,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恶行”可能是他思想之所源;反过来,也许他的奇特思想导致他胡作非为。在真实历史中,我们并不少见这种事例,举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例如秦始皇,假如以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壮大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观察角度,那么秦始皇就是千古英雄,万世垂勋;假如把国家专制主义与农民的对抗作为中国历史过程的主题,那么秦始皇当然是天下第一罪人。人们喜欢项羽,是把他作为普通人来理解———他豪放的性格、与虞姬的爱情悲剧等等———这是人本主义的解释体系;但放在宏大历史叙事中讨论,就只有承认刘邦的高明了。


    所有这些,原是国人的思想认识识,只不过没有人意识到其中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学哲理。深奥的理论经过高度浓缩,但3识若没有被提升为理论,就会混为一团,变成丧失逻辑的混乱思想。我们的历史教育在这一点上明显造成了偏失:他们让公众以为历史的解释体系只应该有一种———惟一“正确”的一种,公众似乎不知道历史是可以从不同的方位进行观察的,而方位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历史是非3复杂的现象,任何一个解释体系都不可能恢复历史的全貌。一个解释体系只是一种工具,它帮助人们解读历史,但只让人们解读出其中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们再去反观《走向共和》的争论,便知道在解释体系的层面上出了问题。专业学者都知道,《走向共和》并非在制造“假历史”,它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历史,使用了另外一个解释体系。对这一点,一般的公众毫无意识,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有一种读法,不这样读便不可思议,换一种读法就一定是“错”,而“错”和“假”又是同义词。因此,《走向共和》既是“错历史”、又是“假历史”,判断其“错”和“假”的依据,便是它与教科书不同。专业学者知道,《走向共和》与教科书使用了不同的解释体系,由于解释体系不同,对事和人的阐释就有所不同,选材和叙事的重点也会不同。由于教科书在人们的脑子里实在是根深蒂固,因此在观众(读者)面前出现的,就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历史形象,于是,同一个“历史”出现了两个面目,这在一般公众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由此可知,《走向共和》在公众中造成了多大的冲击波。但诚如上文所述,公众只要动用一下自己的3识,就会发现“历史多面”的现象非3正3,刘邦、项羽、秦始皇都是这种例子。3识与历史教育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反差?这倒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

 

 

    三、如何看待《走向共和》

    历史学家都会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我们应接受一个响亮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第四,《走向共和》对剧中历史做出的解释,体现了近十多年来历史学界一个新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在西方列强挤压打击下变革自强、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这种解释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从而再一次验证了历史学界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每一代人都从历史中寻找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意义。


    第五,作为一部历史的“正剧”,《走向共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把学术界的思考传递给公众,把精英们的思想抛向了社会,从而引起许多人的思考———这个工作,是学术界做不了、也可能不屑去做的。参与争论的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这是学术思想大众化的一次很好的尝试;它引起激烈的争论,正说明它达到了预定目标。


    最后,作为一部跨时几十年、涉及百多人物的历史剧,《走向共和》要把握好剧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确是勉为其难的,因此剧中时有失误,分寸把握也难免深浅,表现出不成熟之处。有学者指出:这类“宏大叙事”的历史剧,更需要加强向学术界咨询,以使作品更完善。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


    以上这些看法并不是对《走向共和》的评论,也不涉及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只不过是泛泛而谈,对争论中涉到的历史学问题谈一些看法。无论如何,《走向共和》引起的大众争论是很有意义的,它挑起了大众对历史观念的注意,也诱导大众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中国人对历史的思考已经M顿了不少时间,我们起它能恢复起来。
    
     
    【作者简介】钱乘旦,男,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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