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纪念南京大屠杀在中大演讲

这就是说南京沦陷后剩下的几十万难民没有人管，完全处在日军的枪弹、刺刀和暴行面前。只有这个由20几个外国侨民组成的小团体以及他们相关的单位，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红十字会以及一些教会的外国人和在里面工作的中国职工，自发地起来援救难民。他们划定了一个安全区，并征得了中日双方的同意，即承认这个安全区。在安全区里建立很多难民营，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等地方都建立一些难民营，把难民收容起来，供给食物、住宿等事，把一切都管起来。当时难民营里大约有7万多难民，在安全区里大约有20多万。由于日军在攻打南京的时候吃了一点亏，所以在攻下南京以后就疯狂地报复。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日军在这里大肆屠杀，企图以最野蛮的暴行来给中国政府一个震慑，并摧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用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的话来说，南京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南京安全区及当时在南京的外国友人努力援救难民，当然也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当时日军完全不顾国际公法，只是不敢将这些非交战国的外国人都杀死，仅此而已。对于他们的援救，日军是不理会的，烧、杀、抢、掠是无所顾忌的。即使在安全区的难民营里，中国人也并不就一定能幸免于难。当然比安全区以外要好一些，因为里面有这样一批奋不顾身的外国人，经常在日军的枪弹刺刀面前援救难民，经常在日军士兵正准备强暴中国妇女的时候挺身而出，将其赶走或拉开。

他们也因此受到日军的威吓、侮辱和毒打，被辱骂、勒令下跪、打耳光是经常的。当时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们利用中立国侨民的身份逐人逐天逐事将日军残害的对象、残害的经过、残害的地点都记录下来。然后根据这些记录整理材料给日军发照会抗议。尽管这种抗议在当时是无力的，但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却成为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维护历史真相，教育中日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好材料——铁证。

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外籍人士做出真实记录的这批档案，就是由贝德士老师带到耶鲁，并一直珍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贝德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它的最后一任主席。1946年贝德士还带着这批档案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战争罪行和南京屠城暴行。

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异常紧张，这些外籍人士不得不离开中国，贝德士就是此时将这批档案带到美国。我在翻阅贝德士文献的时候，曾经发现一张当年他报关托运货物的清单，家具衣物等财产的登记一应俱全，就是没有这批档案的登记。但没想到的是当时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不须报关的档案材料，几十年后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全部财物。他曾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当教授或研究员，跟韦慕庭（Martin Wiber）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1978年逝世后，他的全部资料都存放在耶鲁神学院档案馆（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耶鲁取得的）。

由于贝德士的原因，耶鲁大学也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美学校。他当年在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作证以后，最终将这些证据带到耶鲁；而我则是因为在耶鲁发现了这批档案，然后将它们带到东京去开会作证。我们师生二人时隔五十年，路线相反，但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他是作为目击证人和亲笔记录者去国际战犯法庭作证的；而我则是利用这批档案1997年去东京在国际会议上作主题讲演，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所以我将这本书取名叫《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以上是我从发现耶鲁神学院档案到写这本书的简单经过。

我原本不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为什么要整理这些材料、公布这些材料，利用这些材料撰写著作呢？并不是我本人一定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文部省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教科书问题来掩盖日军侵华罪行，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不仅如此，日本的右翼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每年都要利用南京大屠杀来大肆造谣污蔑，扬言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是中美串通起来对付战败国日本编造出来的。今天在座的基本上是中国同学，你们想想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受害国，曾有数十万我们的前辈遭受日军屠杀，多少中国妇女遭受日军的奸淫和侮辱，多少财产遭到日军抢掠和焚毁，他们反倒认为这一切全都是子虚乌有，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我即使没有掌握这些资料也会感到愤怒，而我又掌握了这些资料，我能无动于衷吗？不能！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我常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要捍卫民族的尊严。所以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让我投入这项工作中。

我是1988年发现这些材料的，但因为工作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一些因素，并没有马上投入这项研究。1994年，我结束在美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讲学回到华中师范大学。因为第二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是我的学生，知道我从耶鲁带回一批材料，约我写一本书。我也因为那批材料长时间得不到利用而心有不安，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编译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199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半年，受到香港一些媒体的采访，我掌握耶鲁藏档并据此做这方面研究的情况已为外界所知。当时外界对这批耶鲁藏档笼统称为“贝德士文献”。香港三联书店编辑李素娥找到我，说有美籍导演汤美如由于中文翻译问题希望跟我合作。

她当时也从日本、韩国等地收集掌握了一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正在拍一部电影叫《奉天皇之命》，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我们又合作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南京：1937.11-1938.5》。这两本书同时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但国内却没有什么反应。当时中国外事口有一种看法—对日索赔、揭露日军暴行等等会不会干扰政府处理中日外交关系的部署，并进而影响中日关系。直到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央政策有所变化——觉得应该通过纪念活动来回击日本右翼猖狂的叫嚣，并维护历史真相。这样一来我那本书又引起注意了，中外各个媒体都来采访，新华社发了专题通讯，100多个国家的媒体都引用和转载了。我也利用这些材料在当年东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15年过去了，我已经77岁，中国人爱倚老卖老，我却说自己年方二七（笑声）。我觉得还可以做点事情，但毕竟很有限了，用下围棋的术语说，已经接近终盘。1991年，在辛亥革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宣布告别辛亥革命研究；去年，在张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又宣布告别张謇研究。现在，我主要集中精力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包括中国教会大学历史。但是我不能说我要告别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因为别的研究我是主动的，说告别就告别，但对南京大屠杀我不能说这个话，我想告别也告别不了。

为什么说告别不了呢？因为日本的右派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们，攻击我的老师贝德士，正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这真实的、宝贵的记载。人死不能复生，也无法驳斥，我这个当学生的自然义不容辞。有一个日本学者说在耶鲁大学看到一张照片，“证明”贝德士是国民政府（后又说是KMT国民党）的顾问，他的记录不是客观公正的，是帮中国、帮国民党讲话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贝德士根本不是国民党的什么顾问，他只当过国立中央大学的讲师，是Lecturer，不是Adviser。我翻阅了耶鲁大学神学院所有档案，根本没有日本右翼分子说的什么照片，什么材料。我曾经质问这位右翼分子，请他指出所发现的材料或照片是在耶鲁大学档案的哪一卷哪一盒？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贝德士真是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顾问，这么显赫的地位，当时应该是很荣耀的，为什么不记载下来而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呢？他又怎能知道几十年后会发生有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呢？贝德士生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所交手的竟是这样一批对象，跟陈水扁是一路货色！鬼头鬼脑的（笑），哪里像我们温总理出访，表现的是泱泱大国的政治家风度。这些右翼分子，常常躲在阴暗角落里，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的“证据”，“编”了很多的书。

你们如果到日本的新宿——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书店，随处都可见到大量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的书籍，其中就有攻击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谎言之类的书，而日本一些正派的、主持正义的学者所写的揭露历史真相、揭露日军罪行的书，只有少数书店可以见到。这就是今天日本的客观情况，同学们也许不清楚，而我常去日本，知道这一切，叫我怎能保持沉默！我就算年逾八十，走不动路，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停止下来。同学们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有些关心我的人常对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退休？还一个人跑来跑去？你们历史系的桑兵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这本书主要不是讲南京大屠杀论争的，此前我已经编了两本书——《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另外，南京、东北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没有必要重复我自己的和别人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 讲我怎样发现这些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也就是将我做这些工作的背景如实地讲述出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大家认识到我所说的一切、所得出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先有一个结论，然后凭空推论，再找一些材料来附会的。我原本不是搞这方面研究的，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看到这些材料之后，经过考证研究，才一点一点弄清楚的。

我在北美，在日本，看到遇到很好的许多人、许多事，让我很感动。由此我了解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很多人，其中还有不少日本人士在内，跟我们一起在奋斗，一起从事正义的事业，特别是书中着重介绍的一些日本人。我从这些日本人身上看到了人类的良知，看到了人性好的一面。不简单！在1995年以前，我联络比较多的是学术界。1997年以后，我接触较多的是日本的一些民间人士。大家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民间人士是怎样投入到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抨击右派翻案逆流的感人情景。

比如说松冈环，她是位小学校长，原本与南京大屠杀无任何关系。有些参与维护历史真相的人，都是本人或先辈、亲人曾在中国犯下了罪行，带有忏悔和悔罪的意思。但松冈环不是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有一年她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后，感到心情非常沉重，她简直不能相信日本人曾在中国犯下了这么严重的罪行！但事实令她不得不相信，那一张张照片、那一件件实物，就摆放在她眼前。回到日本之后，对她的学生讲这些事情，起初学生不相信。因为老师讲的跟他们课本上讲的不是一回事，而这课本是经过日本文部省篡改过的。于是她与一些老师利用假期（主要是暑假）组织学生去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迹和遗址，了解日军曾经在南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渐渐地学生了解历史真相的多了，连学生家长了解的也多了。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 “南京铭心会”这样一个民间团体，意思是要将在南京看到的这一切牢牢铭记在心。

这些民间团体，没有什么显赫的人士参加，像我这样一位大学校长去做客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大多都是小学校长、教师，幼稚园老师、保育员，家庭妇女、邮局职员等，都是些小人物、普普通通的人。当然反过来，我也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师。他们以为像我这样的大学校长了不起，竟然也能平易近人地跟他们志同道合地做一些事情，举办一些活动，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的活动现在慢慢地由大阪扩展到整个的关西地区，在一些大中城市都有了他们的分支组织，犹如涓涓细流，渐渐地汇成一条小河。所以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人类的良知，看到了日本国内还有这些亮点，看到了乐观的未来。

现在，我们不少中国人太自私了。那天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有一位参加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斗争的朱律师，说到三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

第一，为什么受害的当地人还没有外地人那么关心？

第二，为什么中国人还没有日本人那么关心？同学们，你们听听，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不过现在情况好一些了。我的书（指湖北人民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得了社科成果一等奖，我受宠若惊啊！我说真是时来运转啊！。我从1988年与唐得刚教授等在北美创办“对日索赔会”以来，就一直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我不好把话说得更重，甚至不是理不理解的问题，而是有所怀疑，总以为我们想弄点什么名堂。其实那时，我们已经跟唐树备（当时任驻纽约总领事）、跟总领馆事备了案的，这是唐德刚去办的。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想利用国民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政府可以不要赔偿，我们民间可以要！主要是冲着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主要是冲着日本右翼分子猖狂篡改历史的行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起了主导的作用。我可以自豪地这么说。在日本也是这样，比如笠原十九司、藤原彰等，都是研究历史或主要研究历史的。我们有这样的责任。1995年，我辛辛苦苦弄了那么多档案资料，编成了一本书，叫《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却出不来，没人给我出呀！后来因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是我太太的学生，爱屋及乌，给我出了，书的用纸很差，到日本去的时候简直拿不出手。我的书跟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那本装帧精美的书放在一起搞签名售书，令我实在尴尬。我在香港出的书250港币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的那本书才11元人民币一本，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只是太不重视我的劳动成果了！学校里也没有将它作为一项科研成果。那时，政府、社会都没有将它当一回事。1997年以后，情况变了，变得让我受不了。我常说历史学家是一种很特殊的动物，他寂寞惯了，一个人在自己书斋里，上天入地，过去未来，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乐趣。这一热起来，采访、登报、上电视，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也是很难受的。但总的来说，关心比不关心还是要好。说真的中国人还没有日本人关心，包括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在内，没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两个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不知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他们倒是积极地投入了这些活动。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王选，她也是一个留学生，但像她那样的太少了。我希望在座的女同学向王选学习，当然并不是叫你们都不学习，都不教书，不做本职工作，而是要学习她的那种精神。美国的哈里斯教授曾经有一句话赞美王选：“只要有两个王选就可以使日本岛沉没。”我既很尊重她，也很同情她。看着看着，她就由一个大姑娘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过早地显得苍老了。你们看看书中的照片，电视上出镜时也许她还化化妆，但在平时工作中则比较憔悴，连声音都是嘶哑的。这也是一位圣女贞德一样的人物，她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做着这项事业。她本来在日本有很好的职业，她的先生在日本做生意也很不错，可她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为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讨回公道的事业中。她做这一切完全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费的。有人估计她为此至少拿出人民币100万，可能还不止。但极个别的中国人不理解她的义举，以为国外的中国人都很有钱，让人家补贴点是应该的。有的人明明拿到了资助，到日本去开会，住旅馆不结帐就跑了。旅馆提出这个问题说他没结帐，他竟然说“找王选去！”我听到这些事心里非常不舒服。当然这样的是个别的，但也说明有的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像有些日本人那样做出那么大的贡献，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那么英勇地跟日本右翼作面对面的斗争。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过去我是关起门来做学问，但现在我觉得我有一个超越国界的群体，已经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不仅有一些老的朋友，有的死了，有的正在奋斗，比如东史郎，八十多岁了；也有一些中年的朋友，我还看到很多日本的小朋友也加入了进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是1997年，在南京。他们是在“铭心会”的组织下来南京做日军大屠杀的取证工作，比如访问一些被害人的家属，并做些记录。他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这样做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教育。当时我跟他们照相，跟他们谈话，看到他们那种认真执着的模样，觉得非常可爱。南京这方面做的很好，其他一些地方应该向南京学习，南京是将这项活动作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中日青少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每年夏天都有一个中日青少年联合夏令营，组织小朋友在南京走街串巷调查访问。没想到时隔两年，我又在日本关西地区看到他们，虽然是偶然碰上的，但说明他们的父母是有意让他们在这方面多接受教育。看到这些花季少年、幼稚儿童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面容，我真不忍心用那么残忍的历史往事伤害他们幼小的心灵。可他们偏偏跟着父母来倾听这类演说、这类控诉。看到这一切，仿佛看到了希望。这一切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朱律师讲的第三个疑惑不解的是，国内的很多人只注意结果，不注意过程。只注意劳工索赔的胜诉，平均每人2000万日圆，可以得一大笔钱，不注意经历了20多年之后胜诉所具有的意义——至少这个过程客观上证明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不然为什么要赔偿呢？尽管日本政府不认罪，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我见到在日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例如林伯耀——日本华侨界的领袖，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从事这项正义的事业，却对这一胜利表现得很冷静。当我向林伯耀先生祝贺的时候，他说：20年了，这算不得什么胜利，这是一种妥协。日本政府并未道歉，并未公开认罪啊！别人关心的跟我们关心的不一样，别人关心的是过程的艰难，我们关心的是每人2000万日圆的结果。2000万日圆相当于20万美圆不到，现在有些人想的就是怎么分这笔钱。可怕呀！中华民族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民族呀！我们的民族精神也不应该是这样一种精神呀！这当然是少数人，我们是有文化的，知识层次比较高的，应该懂得是非，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不出力，还要靠人家日本人去争取！？靠国外的中国人为我们争取赔偿，争取正义，这像话吗？

中央电视台能做这样的节目，我认为非常好。广东人民出版社安排此次活动，我非常高兴，很愿意借此机会跟大家交流思想。我觉得应该将自己内心所蕴藏的话跟大家讲一讲。这里有一个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老是这样呢？日本今后会怎样呢？现在看来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历史是会被遗忘的，历史也是会被歪曲的。我们现在一些人不重视历史，可偏偏有些人非常重视历史。陈水扁就很重视历史，他总想把中国史搞成世界史，他只允许研究台湾史。日本右翼分子想复活军国主义，想重温称霸世界的美梦，他们成天做历史的文章。但我们当今的社会，甚至我们有些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本身，都认为历史好象没有多大价值。昨天大家座谈，都认为历史是有用的。历史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历史蕴藏着智慧。我不认为历史只是单纯记忆的载体，历史是一种集体智慧的宝藏。历史可以使人聪明，使民族聪明，使民族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这才是历史的最大贡献。单就南京大屠杀这一点来说，历史也是有用的。

答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日本现今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包括所谓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动向。二是我们国内的一种外交上的新思维。

对日本目前民族主义的新动向，我们既不能把它看得过分严重，仿佛是军国主义复活，还没到这个地步。日本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多党议会政治，多元民主政治。既有右翼势力的猖獗，也有主持正义的进步声音，还有一定的自由。但问题在于长期下去，日本的年轻一代不再关心历史问题，普遍认为罪恶是前辈造成的，不应该由他们后世的人来承担。跟中国的青年一代有相类似的地方，常常从个人的利益考虑问题。当我们谈论历史真相的时候，他们往往以新民族主义的心态来应对，反倒责备我们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甚至批评我们是“受害者情结”。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主持正义的人士要做工作，我们更要做工作。我们本不愿重揭历史的伤疤，可他们首先跳出来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并且不断污蔑我们，我们才不得不起来回击。我觉得历史不能忘记，对中国对日本都是这样。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值得我们警觉。日本有两个问题是潜藏的。不是全部的日本人，是一部分日本人，尤其是一部分政客，一部分财阀，一方面瞧不起中国人，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就是这样，“支那”两个字在他们心里是没有抹掉的，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国人战胜日本，他们认为是“惨胜”，甚至认为他们是败给了美国、苏联，不是败给中国。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己摸黑自己、自己贬低自己，认为我们是惨胜。为了“证明”国民党片面抗战，就说我们中国是惨胜；国民党也反过来骂我们游而不击。这样中国人自己就把自己的历史给抹杀了。要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最主要战场，抗击了最多数的日军，否则不可能有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节节前进。再加上现在我们经济上没有日本发达，管理上有很多弊端，国民素质也在很多方面赶不上日本，所以不少日本人表面上对你很有礼，实际上内心深处是瞧不起你的。当然也有些情况属于生活习惯、文化素养的差异造成的，但我确实感到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国人的一种鄙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他们心生嫉妒。过去他们把中国作为征服的对象，现在可能又将中国作为争霸的对手，将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所以我们不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动不动就提卖国还是爱国，提什么国耻、抵制日货等，作出非理性的行为。这样做有失我们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风范。应像温总理那样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有理有利有节。所以我每次去日本演讲，还能为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因为我不是冲着右翼分子讲的，跟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就像对陈水扁一样，有什么道理可讲，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就跟过去上海混迹街头的小瘪三一样。

中国的新思维指的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要老是翻那些陈年老账，好象越讲就越刺激日本人，其新民族主义就越兴盛。这是倒因为果！这场论战究竟是谁挑起来的？难道真是我们愿意这样论战吗？所以我在本书的最后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余其好辩哉？余不得已也！”我从来是个挨批判的人，不是一个好辩的人。解放后几十年常常都是别人批判我，我没有批判别人，也没有自我辩护的余地。我为什么也要为这个事情跟人家纠缠？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个历史问题你谈，他们（日本右翼分子）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许更得意。我认为这个新思维至少在认识上是进入一个误区。当然现在有些人给他们上纲上线上得很高，说他们卖国，是对日本的投降主义，这也不应该。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们的善良用意——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化解中日之间老是解不开的结，但他们认识上存在误区。因为首先，这场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单方面所能停止的。其次，历史本身是不能抹杀的，但历史是可能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问题，你不提，我不提，就会被淡忘了。如果台湾照陈水扁那样搞下去，若干年后，台湾的年轻一代真要把中国史当成世界史了。当然我们决不会允许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