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易旭：课程资源开发改变了我的课堂

重庆市朝阳中学

    八年前从师范院校的大门跨出时，颇有些踌躇满志，觉得中学历史教学只要把握住教材就行了。作到立足教材，紧扣教材，肯定就会成为优秀的教师。于是我严格地遵循教材，忠实地参考教参。教材上记载的，我一点也不敢拉下；教参上没提的，我基本不讲。正当我为自己能尽快适应中学的教学而沾沾自喜时，我发现我的学生并不买帐，他们上课的时候或是打闹，或是睡觉，或是做其他作业，甚至有学生明确地说：“历史课超级无聊。”这种状况让我狂妄的心很受伤。我那时真的惶恐，不知该怎样做才好，甚至有了“心力交瘁”的感觉。我多么想学生能兴趣盎然地听我讲课；我多么想学生能在我的课堂上酣畅淋漓地体味历史；我多么想学生能从我的课堂中学到真、善、美。

    想到不如做到，在经历了苦闷和彷徨后，我冷静下来，开始留心身边优秀的同行。原来他们的工作是那样严谨，又是那样灵动。他们在使用教材，但他们又超越了教材。他们为了上课，往往花费不少精力去涉猎许多课外的东西。于是深奥的问题变得浅显了，呆板的东西变得生动了。想想自己离了教材就不知道教什么，离了教参就不知道怎么教的状况，我感到汗颜。

有一次，北碚教育界一位老前辈来听我的课，课后他对我说：“学生喜欢的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而历史本身也是多姿多彩的。教材中有历史，但历史更多的是在教材外。”老前辈委婉的批评和殷切的指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材只是我教学的载体，而不是我必须恪守的‘圣经’，我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历史而不是教材。  

    恰逢这时我们学校开展了新课程实验，新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拓宽和整合了课程资源。历史因其独特的性质而具有丰富的课程资源。我尝试着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充实我的课堂教学，这无异于是拯救我教学的一剂良药。其实在平时的教学中，我曾有这样的体会：往往被我认为跑题的那部分内容，却恰恰是学生最感兴趣和印象最深刻的。于是我大胆地抛开教材的束缚，不断的开发和利用历史课程资源。

   如讲人物，教材中对历史人物多是在历史事件中一笔带过，这种情况下我就对重要人物或是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进行拓展，通过人物传记或是轶闻趣事，一个个或正或邪、或忠或奸、或贤或愚的人物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在教学中，我还注重与其他学科联系。

如讲长征，语文课本中《七根火柴》《草地晚餐》等课文形象生动的体现长征过程的艰辛；毛泽东的七律诗则表达了革命的豪迈气度和乐观主义精神；而鲁迅的《药》对学生准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和失败的必然性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影视资源也是我开发的重要的课程资源。历史影片具有历史教科书难以企及时的优点，它们生动直观，看《鸦片战争》、《火烧园明园》学生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

看《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大屠杀》学生认识到了法西斯的残暴，看大型史诗《东方红》看专题片《百年中国》学生明白了共产党的伟大。还有经典的艺术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和特定的创作历史背景，因此，名曲、名画也成了我的课程资源。如讲北宋城市的发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文字教材更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历史；讲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引导学生看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中的圣母画像，学生能感受她象人间普通慈爱的母亲，而不是威严冷漠的神，使学生从内心真正体验到了人文主义的内涵；而《马赛曲》则强烈地表达了法国人民抗击外敌的热情；《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则悲怆的控诉了日本发动九。一八的暴行。

在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中，还有学生最感兴趣、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我知道对新闻热点的关注，更有利于学生活学活用，把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关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关于全球环境问题，关于艾滋病，关于恐怖主义，关于美伊战争等，对这些问题我多是收集资料，整理成专题，引导学生来讨论、来思考。

    这样一来，我的课变得生动充实了，学生也慢慢地喜欢上历史课了。课后还不时有学生来找我探讨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历史问题。一天，有个曾非常反感历史课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的课比以前精彩多了。”那一刻，我眼圈一红，差点掉泪了。是的，付出才有回报。我不是有雄才大略的人，我的追求很简单，也很平凡，就是让学生喜欢我，喜欢上我的历史课，并能从我的课堂中学到对他们终身有益的东西。我知道，目前我在课程资源开发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迈开了追求的一小步；我也知道，目前我还是匠气很浓的一个教师；我还知道对教育本质的探索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过程，正如“天在山边，走进山边天又远；月浮水面，拨开水面月还深。”但既然我能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转变教学中的被动，我相信我能在学校内涵发展的理念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该做的事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