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生复习历史的方法的同时，我也看到了教材在价值取向方面的观念较为陈旧，这里试举一例为证——人教版历史必修I第二单元题目为“列强的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相信很多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看到这个标题时都不会有太多的惊讶和疑惑，毕竟这是我们自上学以来就早已熟悉了的表述方法。殊不知，这种表述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它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取向，而这样的描述在西方早期史学界中很为显见，近年来的西方史学界早就抛弃了这样一种陈旧的观念，甚至有西方史学家强烈要求在对这段历史的表述中注重中国本位论，但很可惜，史学界的这种“中国中心论”已经盛行了10年之久，而我们历史新课程竟然还浑然未觉，确为憾事。
下面就我所了解和阅读的有关这一问题（单元标题“列强的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所隐含的西方中心论）的阐述和大家共享：
史学界所极力批驳和反对的西方中心论的三种模式主要有：
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这种模式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在对这段历史的解释上，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主要以晚清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国内动乱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为事例而作的分析。作者认为，为纠正这种歪曲必须把19世纪的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面所组成。他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层面：最外层面（即就其地理或文化含意而言，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作出的回应，或者是入侵产生的后果）；中间层面（它所包括的历史侧面不是西方直接产物，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宫廷和官僚政治，排外主义和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等现象）；最内层面（包括晚清文化与社会的最少受西方入侵影响的侧面，如本土思想、宗教、语言、生活风俗习惯等）。
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这种模式的另一面貌实是“落后与发达”、“愚昧与文明”，它的错误在于从一种来自外界的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最重要的界说来强加于中国历史之上。认为西文的近代社会将是中国的乃至全世界其它各国最终走向的蓝本。
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但这种道路却被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改变。此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中国对传统模式的循环往复的或停滞不前的现状的突破必须靠西文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震荡。
这三种模式在分析研究中所产生的张力，并没有完全否定它们所内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解释力，但它们确因采取了预先设定的框架来分析预先设计的问题，势必遮蔽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国真实历史中的视野。
为了能够发现并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并对理论研究与事实展现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或缓和，史学界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其特点可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
（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柯文强调指出，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是自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趋势，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连贯的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