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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铎:五四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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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时间:2009-10-18 17:23:16  来源:龚书铎
 

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作者袁伟时,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为靶子,选取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两件事为抨击的例子,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章说: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

  文章列举了一些史料来论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英法等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而是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造成的,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现有条约”(按:指不平等条约)。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按照文章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是他们自己,如外国传教士就未遵守条约规定,随意到内地传教。所请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事件”,就是因此引起的。法国与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无非以此为借口,没有“马神甫事件”,它也会另找借口。况且当时的所谓国际法,是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制订的,它维护不平等条约。西方对外侵略扩张,也不是按国际法行事。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出兵占胶洲湾等等,又是哪一条国际法的规定?按照文章的逻辑,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人民长期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斗争都是“违约”的,是“愚蠢”的;而义和团的“最恨和约”——痛恨不平等条约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则更是“罪恶行径”。列强在近代之所以屡屡发动对华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它们的殖民扩张政策所决定的,而非中国人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信守条约、逆来顺受就可以避免的。实际上,从晚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往往是一再退让,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但最终却总是被一步步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不得不起而抵抗。

 

 

  关于义和团运动,文章说: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作者的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进行这场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振振有辞。可是,他忘记或者回避了义和团运动又是谁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剥削、烧杀抢掠在前,才有义和团被迫反抗在后。义和团的揭贴说:“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恨“洋鬼子”,为什么要起来反抗,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存在着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错误,被作者说成是犯下了“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滔天大罪。当年八国联军侵略者也是这样说的,是“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作者可谓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可是,列宁对于义和团运动则是另一种说法:“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l卷第278-279页)不同的立场、观点,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义和团运动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外国的教会势力,但是,在历史上,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了中国,却并未出现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其中原因,显而易见。只要不是偏见过甚,就连义和团的敌人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义和团运动时期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柴武郎(后升任大将),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对于战争的起因,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当时德国《柏林民报》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外国人至中国,元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中国神人所共愤之事……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为何分人之国,为何强使华人购买西之物”。“不能因此而怨华民也”。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当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支持义和团,题目就叫《我也是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认为,由义和团反抗所反映出的民气可以断定,瓜分中国实为下策。我们面前的这篇文章却说,这只是瓦德西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德国政府,“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八国联军侵华最后未能实现瓜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义和团反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力量。不仅是瓦德西这样认为,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吃也。”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说:“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因此,“吾英宜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团结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外国统治者”,“将到处呈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值得吗?”

  对于义和团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说: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喜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篇文章否定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所要消灭的恰恰是孙中山提倡的这种民族思想、民族精神。

 

 

  “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所谓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它却终究被瓜分了。这是因为列强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都是可凭协商或战争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有效的武装斗争。

  文章作者认为像义和团运动既破坏了国际条约,又摧毁了现代文明,“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真是罪大恶极。按照作者开出来的办法,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乞求帝国主义修改条约,而不能反抗。它们不改,只好忍受,只能当“顺民”。

  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

  文章的作者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否定革命,主张中国近代的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搞现代化。他说: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

  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要走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即“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这就是说,革命(或暴力反抗)是不必要也是错误的,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去搞改革,实现现代化。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1938年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中就已经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化吗?”他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实现西洋化。蒋出版此书,正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却不要中国人民去抗日,而是去实现现代化、西洋化。袁伟时的说法与蒋廷黻如出一辙。党的十五大文件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国家繁荣富强”就是实现现代化,二者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可能实现后者。

 

 

  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

  文章说,日本教科书问题,“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是政府行为。作者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中国的罪行是“缺乏忏悔意识”,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同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反洋人”、“杀洋人”也“缺乏忏悔意识”,也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由此,文章攻击我们党提倡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说:“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按:这是歪曲和污蔑,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文章的意思是说,今天提倡爱国主义,是在“盲目煽动民族情绪”,是传统文化中的“严华夷之辨”的余毒未消,是非理性化的,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对待中国,都“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理性化)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

  作者甚至说,不能让国民性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制度环境”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是公然指责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吃人的狼”,而且是以之来教育青少年——让他们吃“狼奶”,也成为“吃人的狼”。

 

 

  文章所谓“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并不仅限于近代中国,实际上其最终的指向是现在,也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在他于2003年再版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都已经写过。他发表于2005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的《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一文也有表述。* 联系他的这些著作所阐发的观点来看,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其用意所在。他借美化清末“新政”来鼓吹“‘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按:指西方资本主义)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历史必由之路”不是别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把改革开放以来为完善社会主义立法、司法而进行的改革与清末新政的法律改革相提并论,把它说成是“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如此歪曲历史,混淆其根本区别,无非是想证明他所鼓吹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

  此人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并不奇怪,亦不陌生,因为从他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专著中,我们看到过更为系统、直白的论述。他的一系列观点,不过是近年来流行一时的试图否定革命、改写中国近现代史错误思潮的一种反映。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中国青年报》为何会如此慷慨地提供版面,使之谬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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