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如何培养？希望科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陈景润凭什么“依然站在最高峰”

2006-06-02

科学时报

本报记者 王丹红 洪蔚

     今年是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辞世10周年，也是“1+2”成果发表40周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久前召开的纪念陈景润的座谈会上，与会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依然站在最高峰，尚无人超过”。

    然而，让大家感到焦急忧虑的是，当年曾经“感动中国”的陈景润精神，却在当代缺失了。贡献与精神——这几乎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座谈会上最为集中的主题。因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说：“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超越研究院、数学界，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

    作为数学家，他代表一种成就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记录》上宣布他证明了“1+2”，该成果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1978年，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陈景润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式人物。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那天的座谈会共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场，他们是王元、吴文俊、陆启铿、杨乐、陆汝钤、丁夏畦、马志明、严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场的专家认为，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 1963年，王元与潘承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说：“这是团队工作的结果，是一场接力赛。”吴文俊说：“我们在数学方面有这样一种共同攻关的传统，国内应该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学习和发扬。”

    “我还记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陈景润院士。”杨乐说，“那就是我们在他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陈景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觉得他在数学上、解析数论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对中国数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长时间地认为，陈景润的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难得简直不可思议，至今对这项成果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中，陈景润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书桌，完成了中国数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学家王友德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知道哪个大学的数学好，只知道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我就报了厦门大学。”

    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周向宇到数学所做研究生时，陈景润已经生病了，当时考托福出国的风气影响很大，他看到陈景润在盛名之下，依然带病工作、继续努力，明白做数学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报考托福。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 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
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