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彦：否认侵华的日本社会群体分析

二、在不承认侵略战争的日本人中，其层面是相当广泛的。

    其一，在政府首脑层中就普遍存在不承认侵略战争的问题。就战后历届日本首相而言，可以分为中日复交前和复交后两部分。中日复交以前共有21届九位首相，这九位首相不用说承认侵略战争，就是不完全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的恐怕也只能算石桥湛山一人。而石桥任首相的时间仅有两个月，在这期间石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侵略战争。那么，也就是说在中日复交以前，日本的首相没有一个是承认侵略战争的。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承认侵略战争是指作为首相公开地、真心地承认日本确实进行了侵略战争，而并不包括像岸信介“平日声称对日本过去的对华侵略进行充分反省” ② 的明显外交辞令和中曾根在国会答辩中被质问时不痛不痒地被迫承认是“侵略战争”。再看中日复交后，从田中角荣到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共计25届17位首相。其中宇野宗佑和羽田孜任期极短，均在两个月左右，可以置而不论，余下的15位首相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极少数”。能够算得上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两人。而细川还在遭到日本政界一些人的反对之后，旋即将“侵略战争”改口为“有侵略行为”。曾在中日复交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田中角荣，在复交谈判过程中也未承认过日本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铃木善幸在其刚任首相不久的1980年8月15日即参拜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扬幡招魂。铃木还在“追悼战死者”的悼词中把日本的战死者说成是为了日本“祖国的安泰”和“亲人的未来”而在“战火中倒了下去”。 ③ 他在1982年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时竟然在签名簿上公然写下“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衔。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期间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非但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还开了战后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他非但不承认日本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而且甚至连日本战败都羞于承认。他说:“天皇陛下担忧我们民族的危亡，果断地作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结果，以维护国体为条件，同意我军无条件投降，接受‘波次坦公告’，从而终止了战争。” ④ 竹下登也是不承认侵略战争的首相。1989年2月18日，竹下在国会答辩时为过去的侵略战争辩护，声称:“有关侵略战争的学说很多，依哪一个为基准，联合国也未作出定论，因此难以断定。” ⑤ 同年8月14日，他在日本国会上回答在野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时说，上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布告是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发布的，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价。森喜朗首相在2000年4月24日国会答辩中就日本侵华战争性质问题称:“日本是否进行了那场侵略战争，应由大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判断。” ⑥ 这同竹下的观点如出一辙。

    其二，在日本阁僚和政府官员中不承认侵略战争者也层出不穷。这其中按程度不同也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仅不承认侵略战争，而且公开站出来否认侵略战争，为日本过去进行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另一部分虽然不承认侵略战争，但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公开发表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前者如铃木内阁的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村山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和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后者如连任小渊内阁和森喜朗内阁外相的河野洋平、小渊内阁官房长官青木干雄等。松野幸泰在1982年“教科书事件”时说:“日本在‘进入’国外的当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如果把‘进入’说成侵略就是歪曲事实。” ⑦ 藤尾正行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公然叫嚷:“战争就要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不是杀人。所以，煞有介事地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进行侵略的最典型最惨无人道的事件，从逻辑上讲是不妥当的。” ⑧ 永野茂门竟然在会见《?日新?》记者时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居然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⑨ 奥野诚亮、樱井新也都公开发表过这类言论，只是时间、场合不同而已。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公开站出来否认侵略战争，并在因此而丢官后，继续坚持其否认侵略战争的立场。作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的后者，笔者在这里虽然只列举两位，但这类日本阁僚和政府官员实际上要比公开站出来否认侵略战争者多得多。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团体在大阪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当天，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回答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围绕所谓‘南京事件’这一事实，存在各种说法。但我们认为，日本进入南京后，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⑩ 时任官房长官的青木干雄1月27日的表态基本与之相同。必须指出:上述表态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观点，作为外相和官房长官，他们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不直接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不仅体现在仍顽固坚持战前日本政府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的立场，而且其所承认的“事实”也只不过是日军在南京有“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而“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又是战争中经常发生的一般“事件”，不仅日军在其他占领区有之，原欧美殖民国家在侵略世界各地时这种“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右翼“欧美等国同罪史观”的翻版。其实，不仅日本官员明明知道“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行为”与南京大屠杀的严格区别，就是日本民间人士也能对两者进行区分。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日本教授伊原五郎说:“大规模杀戮在中国称为大屠杀，我认为‘大屠杀’这个词比馆内的任何资料都更生动地表现了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完全像对猪、牛一样杀戮的恶魔行径。”⑪ 像河野这样的政府重要官员，为了日本国家和外交方面的需要，会发表一些貌似承认侵略战争的外交辞令。当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野吕田芳成发表否认侵略战争言论时，河野就表示坚持“村山谈话精神”。但是，他们也从未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

    其三，学者、知识分子中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者。这些人不承认侵略战争，多表现为直接地、公开地持否认态度。早在1963年9月，作家林房雄就在日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至1965年6月共连载了16次。林房雄认为:日本近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反击西方对亚洲的侵略”的历史，“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侵略战争，但在本质上是解放战争”。⑫ 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知识界中否认侵略战争的一种潮流，直到现在这种潮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愈益扩大的趋势。自1993年1月26日至1995年1月26日，日本历史研究会组织了19次（每次一人）关于历史问题的讲演会，在19名讲演者中，有11人是大学教授；一人是评论家（其中一人还是《发言者杂志》的主编）；一人是作家兼画家；一人是原驻外国大使；一人是“历史教科书研究家”；一人是《产经新闻》论说委员；一人是前海军少佐、东京审判资料出版发行会编纂委员；一人是东盟中心代表。⑬ 次年8月，由日本辗转社正式出版了囊括这19次讲演内容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此书以“总结”之名全面地、赤裸裸地否认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公开否认侵略战争者还有很多，如70年代的作家铃木明，近年来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集作家、政客于一身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等等。

    其四，日本遗族中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者。严格来说，日本遗族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以遗族会为领导核心的庞大社会团体，他们存在于日本社会各阶层，上至日本首相，下到平民百姓。遗族会的前身是1947年11月成立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该联盟理事长为原贵族院议员、静冈县遗族会会长长岛银藏。长岛是由原大本营参谋、海军中佐、靖国神社事务总长大古藤之助推荐上任的。“由此可知，各地遗族会和中央组织从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投上靖国神社的影子”，“当时，号称‘遗族800万（人）’”。⑭ 应该说，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公开地否认侵略战争，并且在1949年2月创刊的《会报》封面上还印有“和平”、“防止战争”、“为全人类谋福利”等口号，在同年12月出版的《会报》上还发表了“自从当初与中国交战起，我就认为那场战争是打不赢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这样内容的文章。但是，作为一个组织和如此庞大的社会团体，它从来没有承认过“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1951年2月在有300人参加的第一次遗族大会的“宣言”中，该组织强调了三点主张:“（1）遗族是战争最大的牺牲者；（2）亲人是因公务而死；（3）国家理所当然要对遗族进行补偿。”⑮ 第三点主张或可说是遗族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可以置而不论，而前两点主张则无疑已蕴含了不承认侵略战争的因素。因为“战争最大的牺牲者”完全是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无视“牺牲者”首先是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牺牲的加害者的事实，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本身就是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起点，进而必然导致否认侵略战争的结果。至于“因公务而死”的“公务”，明显就是“那场战争”的代名词，甚至在第二、第三次遗族大会上“公务”竟变成了“国家和民族”。⑯ 按照一般的逻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自然不是侵略战争了。1953年3月作为财团法人的日本遗族会正式成立，成立后仅七个月就在“捐助行为”章程中加进了作为首要目标的“表彰英灵”的条款。“表彰英灵”就是赞扬战死者的精神，把他们作为神合祀在靖国神社，由国家“慰灵”，实际上，这已同公开否认侵略战争相去无几了。1962年8月，原东条内阁大藏大臣、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为甲级战犯的贺屋兴宣出任遗族会会长，他在任15年间把遗族会彻底变成了否认侵略战争的社会团体。1964年5月，《日本遗族通信》（原《公报》，1950年3月起改称）刊头下的标语口号“和平”、“防止战争”就被“表彰英灵”等所取代。直到今日，就总体而言，这个遗族会否认侵略战争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遗族会不仅对细川护熙、村山富市承认侵略战争进行强烈抗议，就是对中曾根不痛不痒、毫无诚意地在国会答辩中被迫承认“侵略战争”也进行抗议，认为承认侵略战争就是对“英灵的亵渎”，“大东亚战争是为保卫国家、国民的生命财产而进行的自卫战争”。 ⑰ 这同那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日本学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其五，日本右翼。右翼是否认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但也同遗族会一样，它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而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与遗族会不同的是:遗族会虽然也包括各个阶层的人，但其成员都是“战争牺牲者”的亲人和后代，而右翼则不限于此；遗族会虽然整体是否认侵略战争的，但也不排除其中仍有承认侵略战争者的存在（并且在遗族中还有1986年7月成立的和平遗族会，这个组织是真正反省侵略战争、反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进步组织），而右翼中则根本没有不否认侵略战争的。关于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我们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并且中日两国都有这方面的大量研究，因而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三、日本人不承认侵略战争有很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诸如: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未能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政府基本保持了战前的框架，很多在侵略战争中起指导和领导作用的旧政治家战后一个时期里依然掌握着政府的领导权；战后复兴不是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交往，而是向美国“一边倒”完成的；日本周边国家由于当时尚未实现民族独立或内战等原因，没有很好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教育缺少对侵略战争的彻底批判；日本人缺少直面错误、罪过的大度和广阔胸怀；近年来日本国民对否认侵略战争的漠视和容忍以及舆论批评的狭隘性等等。上述各因素，包括本人在内的中国研究者多有过论述，在此笔者仅对日本人不承认及否认侵略战争的感情 ⑱ 因素略作粗浅的分析。

    就不承认及否认侵略战争的日本首相和阁僚而言，他们多有过“那场战争”的经历，并且是在“皇国史观”的熏陶下度过了青壮年时代，所以他们不仅对“那场战争”，而且对天皇有难以割舍的感情。田中角荣曾说过:“我虽然被称为庶民政治家，而我本身却十分尊敬皇室贵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排除千难万苦，其根基就包含着统一民族、团结之核心的天皇家族和世袭的天皇制度。”⑲ 中曾根也说:“想想大东亚战争的情形，天皇制能维持下来也真不简单。”⑳ 他们都对天皇和天皇制推崇备至。这种感情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他们对侵略战争的态度。有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并非通过内省去知觉自己的态度，个体所有的态度都建立在对自己活动的认识基础上，是靠观察和回顾自己的外在行为来认识自己的态度的。”21 回顾自己的行为，这些人就很难承认他们曾为之效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在他们的感情上是绝对通不过的。另一种感情因素就是不承认侵略及否认侵略战争者的所谓“对后代负责”的感情，这是一种广义的、但却是狭隘的民族感情。日本知识界中的否认侵略战争者就是从这种民族感情出发的。他们认为，承认侵略战争，就“伤害了日本民族的自尊”22 ，就是自己虐待自己的“自虐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的阁僚们也有这种感情。例如松野幸泰就认为，如果承认侵略“孩子们就会说（日本）祖先干了坏事，不尊重他们了”23 。日本遗族中的不承认及否认侵略战争者，更多的是基于对亲人的感情。神奈川和平遗族会第一任会长石崎菊曾说过:“作为遗族，希望死者永远清白，死得其所，心情肯定是这样的。实际上，当初我就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 24 石崎女士的话应该说是代表了大多数日本遗族对战死者的感情。由于战死者事实上并不是“死得其所”，这同遗族们的“希望”与感情产生极大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心理学上所说的“否认作用”便出现了。否认作用“不是把已发生的痛苦与不快的事‘忘却’，而是对其加以‘否定’，主张它根本没有发生过”25 。但是亲人死去、战争失败的事实，又不能像小孩子打坏东西时用手蒙住双眼、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地减轻心理负担。那么，为寻求心理平衡和顺应感情需要，“死得其所”的惟一出路只能是死者为之而死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当然，像石崎女士那样最终理智战胜感情，憎恨侵略战争，反对美化战争的日本遗族也是有的，但恐怕不会是遗族中的大多数。至于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战争的感情因素，就是他们对中国人乃至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人的民族优越感了。其实这种民族优越感也并非右翼的专利，在首相、阁僚中有之，在知识界有之，在遗族中有之，甚至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中也是不乏其人的。1999年4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播出有东史郎参加的题为“战争的记忆”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被问及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对这场屠杀的性质怎么看”的时候，她拒绝回答，理由是这次讨论的议题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东史郎诉讼案”，而且还说了一句未被译成中文的话——“中国人太无知”。“她对中国人的指责完全没有脱出由日本一般传媒不断再生产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26 2000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转登了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帖子”。这位留学生在网上撰文通篇赤裸裸地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在“帖子”的结尾竟然说:“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他说“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他小时候其父关于甲午战争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的讲述。可见，这是一种父子间的感情传递。

    感情作为情绪、情感这一类心理现象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感染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是非做出判断时，往往要受到这种影响力和感染性的左右。当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日本的主体舆论是“进行圣战”、“为了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参与的战争是侵略、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间接参加战争的人如此，直接参加战争的人更是如此。在冲绳战死的23岁的“特攻队员”绪方襄的“遗诗”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怀念的家乡/怀念的亲人/而今舍弃自我/奔赴国家之危/辉扬悠久之大义/突击已然开始/魂归故国/纵然身如樱花飘散/亦永为护国之魂/再见吧/我将化作茂盛的山樱花/回归母亲身旁开放”27 。如果抛开历史真相和时代背景，仅从此诗本身而言，这是一首把爱国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遗诗。绪方的这种“爱国感情”不仅会感染身边的“战友”，还会感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甚或所有“爱国”的日本人。在感情的影响力方面，绪方的感情会影响到战后的日本人。况且，像绪方这样的战死者（在日本很多人会把它称为“为国捐躯的勇士”）与这类“遗诗”是很多的，所以在感情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诚然，感情的影响力和感染性，不会是持续不变、经久不衰的。但是，感情的影响力和感染性的改变，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和内在的自省或是来自外部的清算的。在对待侵略战争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没有这样一个清算的历史过程，战争感情的影响力和感染性几乎都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平心而论，战争结束时有很多日本人心里是有犯罪感的，他们需要通过忏悔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和感情宽恕。但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给他们开辟了另一条解脱道路，即顺水推舟，大骂一声东条，大骂一声军部草草了之”28 。这就使得上述绪方那种“爱国感情”的影响力和感染性毫无损伤地持续和保留下来。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的国力不断增强，民族优越意识在不断滋生和蔓延，这种“爱国感情”的影响力和感染性便不断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日本不承认侵略战争者似乎并不是“极少数人”的一个重要感情原因。

    在前面提到的NHK所做关于“日本人的和平观”的舆论调查中，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侵入他国乃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竟高达44.8%，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感情因素在其中起很大作用。从理智上而言，“资源贫乏”决不应该成为“不得已”“侵入他国”的理由，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道理。但是，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判断上，上述44.8%的人却偏离了理智，而是从同情国家“资源贫乏”的感情出发，得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结论。其实，这种所谓的“不得已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早已存在。木村英夫著《战败前夕》记载了1941年4月8日他对当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经济第一局长、陆军大佐岛田正宪的采访记录。这篇记录的标题就是“践踏民意出于无奈”。在采访记录中这位陆军大佐称:“虽然解决支那事变，最理想的以尊重国民为基础。但是，出于无奈很难说绝对没有不得不践踏民意的事”，接着他举出统管物资一事进行说明，并声言“对其不得已而实行统管制，其必要性还是很深远的”。29 战后的“不得已论”同这种“不得已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究其感情根源，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效忠”，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民族的忽视和蔑视。因此，在对待战争的认识问题上，如果受限于感情，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不承认及否定侵略战争的日本人身上，感情因素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狭隘的民族感情，不仅会左右人们对是非的判断，而且还有滑向民族主义的危险。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任何带有个人和狭隘民族感情的因素，都会导致违背历史事实，抹杀历史真相，不承认侵略战争的恶劣后果。

①⑫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6、127页。

②田中宏他编『资料中国人强制连行の记录』、明石书店、1990、125页。

③《解放军报》1982年8月17日。

④⑳斋藤荣三郎:《中曾根首相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2、108页。

⑤《中国外交概览》（198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⑥《光明日报》2000年4月27日。

⑦23《解放军报》1982年8月2日。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76—1995）》，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⑨《人民日报》1994年5月5日。

⑩《长春晚报》2000年1月24日。

    ⑪本泽二郎:《中国的大警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84—285页。

    ⑬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620页。

    ⑭⑮⑯⑰24田中伸尚等:《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40—41、43、51、71、18页。

    ⑱笔者在此使用的“感情”一词是心理学解释，“是作为情绪、情感这一类心理现象的笼统称呼来使用的”。见〔美〕斯托曼:《情绪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7页。

    ⑲早坂茂三:《田中角荣秘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165—166页。

2125全国八院校《社会心理学教程》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教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8、148页。

    22『朝日新?』1997年4月2日。

    26孙歌:《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否“彼此对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第42—43页。

    27西尾?二他『新しい?史教科?』、扶桑社、2001年、279?。

28姜克实:《“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载《战后日本五十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29木村英夫:《战败前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