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使馆的是清军不是义和团
林华国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义和团，其次还有一部分受义和团影响的甘军，至于荣禄直辖的武卫中军则是在“假进攻，真1护”。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反帝的英勇行为加以赞扬；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受清朝封建顽固势力愚弄和利用的重要事例进行批判；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践踏国际公法”的“野蛮罪行”加以严厉谴责。多年来，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执己见，争论激烈。但他们都不去认真考察一下，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究竟是不是义和团。
义和团从1900年6月上旬起即大量进入北京，最初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外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但并未对使馆进行攻击。据英国使馆人员朴笛南姆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附近是在6月12日。这天，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6月13日，大批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但也并未进攻使馆。相反，是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多人。[1]（二pp．218～224）
袁昶在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上庆王奕?书中说，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下午，义和团数千人“焚烧海岱门①内及堂子胡同。灯市口各教堂……旋攻东交民巷各洋馆……”[1]（四p．157）。有的学者据此断定：“围攻使馆一事最早发生在6月13日。”[2]（pp．556～557）实际上，此书所述并不可靠。《庚子使馆被围记》叙述6月13日情况时，只谈到义和团焚烧使馆附近教堂和洋兵攻打义和团，而未提及义和团有攻打使馆之举。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在叙述6月13日情况时也说：“我们为抵抗对使馆区的进攻而做了准备。但直到第二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3]（p．92）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一次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夜。据窦纳乐报告，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2]（p．93）。显然，这只是少数团民的零星活动，与后来发生的规D相当大的围攻使馆事件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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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慈禧谕令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1卫”[4]（上p．144）。窦纳乐报告谈道：“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了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驻扎荣禄所属部队的意见。”报告还谈到，清军在安排哨位时的确采纳了使馆方面的建议[3]（p．94）。荣禄以媚外著称，他对慈禧的谕旨是认真执行的。此后几天中，使馆处于清军和洋兵的双重防卫下，义和团根本无从靠近。
据外国使馆人员记载，对使馆的围攻是从6月20日下午开始，由清朝政府军发动的。
窦纳乐报告说：
“（6月20日）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使馆的有组织地进攻。”“他们为了要打垮及消灭我们做了三个多星期的坚决努力。……而这种努力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有组织的部队干的。”[3]（p．262、102）
比利时公使7月25日致驻天津领事密信中说：
“直至本月16号，华兵尽力攻击，我等竭力抵敌。”[4]（上p．450）
美国公使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
“华兵奋击共26日……约计施放炮弹四千有奇，枪弹数万……中国兵死约二千余名。”[4]（上p．449）
他们都只谈到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
从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说：
“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1。”[4]（上p．213）
7月5日御史V炳麟奏：
“连夜虽枪炮齐施而东交民巷洋兵盘踞如故，以待外援。请饬城内武卫各军，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4]（上pp．244—245）
朱祖谋主张1全使臣，“留他日转圜之机”。V炳麟主张尽戮洋人以灭口，二人意见相反，但他们都确认进攻使馆的是清军。
义和团是不是也参加了进攻使馆的行动呢？也是有的，但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零星活动而已。从使馆中人员的记载来看，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和朴笛南姆威尔①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对使馆之战均有系统、详细的记述，前者近5万字，后者近4万字（均按中文译文计算）。其中反复谈到数千清军如何用“大炮”、“排枪”猛攻使馆，而提到义和团的进攻活动的却只有寥寥三处。
其一是：6月23日，“数拳匪冲入德国使馆附近的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尽执而杀之”[1]（二pp．261～262）。
其二是：6月27日，“美国特遣部队报告说：200名义和拳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发动进攻，攻击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却”[3]（p．275）。
其三是：7月初，一名“15岁之童子……直对日本防线而来，手中并无兵器，只拿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意欲放火焚烧洋人房屋，途中被打死[1]（二p．301）。这些零星活动显然不能与数千清军对使馆的长时间猛攻相提并论。此外，当时在使馆内协助洋兵作战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也是反复谈到清军如何用枪炮进攻而只字未提及义和团有什么进攻行动。窦纳乐、朴笛南姆威尔、鹿完天都十分仇视义和团。他们对义和团烧教堂的行动有许多详细描述，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他们连一个15岁义和团童子的无效行动也有具体记载，如果义和团真有大规D的进攻行动，他们是绝不会略而不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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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执意夸大义和团在攻打使馆中的作用。他们说：“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义和团就突破侵略军的头道防线，攻下四座使馆。”[5]（p．113）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四座使馆中，比、荷二馆在使馆防线之外，从无洋兵据守。在使馆被攻之前，二馆已被“弃置”[1]（二p．225）。奥、意二馆在使馆防线东端突出部位，很难防守，馆内兵力也很薄弱。清军进攻时首先以此为突破口。窦纳乐报告说，
6月20日：“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主要是对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事的。”[3]（p．262）
奥地利卫队很快就弃馆而逃，意大利馆则于21日被攻占。窦纳乐报告明确指出进攻这两个使馆的是清军而没有提到义和团。所谓义和团在第一天就“攻下四座使馆”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为什么义和团攻打使馆之说流行了百年之久而很少有人怀疑呢？这有其历史的原因。义和团攻打使馆之说在攻打使馆时即已开始流行。当时，清政府一方面派兵攻打使馆（其原因下面再探讨）；一方面又怕这一行动会妨碍其对外求和。而且，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握有很大权力并在统治集团中有重大影响的督抚都极力反对攻打使馆。因此，清政府极力把攻打使馆之举推到义和团身上，而一再表白自己是在尽力1护使馆。御史V炳麟主张尽戮使馆人员以灭口，将来把责任全推到义和团和乱兵身上，就典型地反映了清统治者的心态。
清军围攻使馆期间，现场战斗激烈，双方枪炮不断，局外人不能到现场实地观察。在北京的百姓和一般官员所得到的关于使馆之战的消息大多来自间接传闻，不可能像窦纳乐等人所知道的那样准确。仲芳氏《庚子纪事》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记：
“各军并义和团攻烧各处使馆洋楼。枪炮之声，震摇山岳。”[6]（p．16）
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记：
“连日东交民巷、西什库枪炮之声，连宵达旦。两处均为兵、团所阻，人不能临近。”[6]（p．24）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记：
“调齐京营队伍，攻击各国使馆。翌晨将五营士卒、神机营、虎神营全队撤调至崇文门外，鹄立两旁，以便洋兵冲出便迎头截击。城内则由武卫中军、甘军、义和团攻击。俄而炮声起，隆隆之音，竟日不绝……”[6]（p．84）
以上两书都是作者以当时所写日记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稿，写成后一直存放家中，并未打算出版①。虽然作者未能亲临现场，所记不完全准确，但作者并未出于宣传目的而有意歪曲事实。二人在叙述使馆之战时，都含混地把清军与义和团并提，但从所述具体情节中可以看出，攻打使馆的主要是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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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力图将庚子前后一切反洋活动尽量推到义和团身上，而对仍受慈禧宠幸的荣禄则百般开脱。于是，义和团在围攻使馆中的作用被任意夸大，而曾5任主攻任务的荣禄却被描绘为使馆的1护者。清末民初出版的一批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著述（这些著述大多出自反对义和团的官绅之手）基本上都采取这种说法，而这些著作在此后几十年中又被众多学者当做研究这段历史的基本史料。于是，义和团围攻使馆、荣禄1护使馆之说便长期流行。
50年代至70年代，赞颂人民反帝斗争成为政治宣传的主调。史学界对义和团的评价也由过去的否定、贬斥变为肯定、赞扬。但这个时期，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学者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用新观点来重新评论历史，而对史实本身却很少进行考证（相比之下，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在罗尔纲等一批知名学者倡导下，史事考证工作做得比较好）。关于围攻使馆事件，一些学者着力用新的观点加以评论，而在史实方面并未认真考察而是继续沿袭过去流行的义和团攻打使馆、荣禄1护使馆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既可说明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又可说明慈禧、荣禄等的卖国和狡诈。因而，他们对这种说法乐于采用而毫不怀疑。
70年代末以后，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成为政治宣传的主调，而反帝斗争已不再是宣传的重点。于是，一批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又发生大转折，由赞扬转为贬斥（黎澍同志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义和团攻打使馆之说又被这些学者用做谴责义和团盲目排外、践踏国际公法的一个重要“罪证”。他们自然也不想去考察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
百年来，政治形势一变再变，义和团攻打使馆这个歪曲史实的说法却一直广泛流行，被不同学者用来宣传他们的不同观点。这是义和团的悲哀，也是史学的悲哀。
摘自林华国著《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林华国，男，1935年生，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2]《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
[4]《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
[5]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庚子纪事》，中华书局，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