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
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
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