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没有明确的文体划分，而是以“文”涵盖了诗书礼乐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文史哲不分家的文体面貌。在汉代，各种文体初步获得独立。但先秦文史哲不分的观念仍然影响很大，学问家们仍视一切礼乐制度、文化典籍为“文”，这在《淮南子》、《法言》、《论衡》等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而成《七略》，班固据此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后，文、史、哲逐渐分途。汉志将当时所存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类，其中文学方面的书籍单独立有诗赋一类;史书虽没有单独立为一类，但也作为独立的子目隶属于“六艺略”中的“春秋家”类目中。正是由于这一尚不成熟的图书分类方法，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哲学等学术门类逐步觉醒，由其自在状态，向着自为状态逐渐演化。《汉书·艺文志》以诗赋独立于六类之中，并将诗赋分为五种类型，系统清理东汉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大势，此后，文体分类之作代有所出，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陆机的《文赋》中也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用了几近一半的篇幅研讨文体，从而确立了古代文学的结构体系。之后，直至近代，有关文体的研究一直在它们所确立的范畴之内拾遗补缺。

　　汉魏时期“文学”的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文章”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各种实用文体都在“文章”的范围之内。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说:“盖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当时的“文章”之所指，用刘劭的话说，就是“能属文著述”，犹如司马迁、班固，所以他有“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文章既是经国大业，又可以成就“不朽之盛事”，所以在以“九品中正”制为选拔官吏的魏晋时期，是否有文学方面的专长，就成了评定一个人是否有才能的重要标准之一。经三国魏曹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风的浸染，魏晋以后文学的独立进一步明朗，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这一点，曹魏时期刘劭说得很明白。他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人物志·流业》)由于“文章”政治出路的光明无限，社会舆论的大加张扬，所以士人趋之若鹜，一时成为当时的显学，并涌现出了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学者。如薛莹“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三国志·薛综传附薛莹》)。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宋书·沈怀文传》)。谢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宋书·谢瞻传》)。同书还记载，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谢灵运传》)，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延之传》)。南朝齐“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陆阙传》)。这些都是就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而言的。史学方面，自司马迁表露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主观意图后，著史以求“没而不朽”，逐渐成了后世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学人从事历史撰述的重要精神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就与这种借编修史书以追求个人名利的观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可以说，至南北朝时期，史学、文学就已经蔚为大观了，这推进了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学的发展和成熟。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以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中经》一书，初现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晋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又另编《中经新簿》，将当时国家的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总以四部别之”(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其中的甲部为“六艺”、“小学”，乙部为“古诸子”及“近世子”书，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见《隋书·经籍志序》)。东晋大著作郎李充又因当时“典籍混乱”，乃“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见臧荣绪《晋书》，载《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引)，这就是《晋元帝四部书目》，此后“世相祖述”(《七录序》)，“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至唐朝初年，魏征等编修《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此后的国家图书目录(如《崇文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史志目录(如两唐书志，宋史、明史艺文志)和私家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采用了四部分类法，之后的古代文体分类不出《隋志》的大范畴。史志目录的完善拓宽了古代文学的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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