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书分类方法的完善，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自《汉书·艺文志》设立独立的“诗赋略”，“(序)诗赋为五种”，并以《诗经》、屈原、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标榜之后，引领了当时及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繁荣兴旺，“其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见《汉书·艺文志》)较为系统地清理了东汉以前文学发展的大势。于是乐府、汉赋、南北朝骈文和诗歌创作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而以“推源溯流”为主旨的文学批评也逐步发展起来，最终出现了六朝时期钟嵘诗歌评论的颠峰之作《诗品》，和刘勰专门讨论文章创作艺术的《文心雕龙》。文学评论的盛行，使得当时的文坛上形成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们成了文人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刻意追随的偶像。

　　2.文学独立于目录学著作中，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反映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就出现了专门以文学特长选拔官吏的制度，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文学独立于四学之中(见《宋书·雷次宗传》)，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官吏的机构之一。四学并建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分化大趋势下文学与史学区别的最终明朗化，最终促成了萧统以专收文学作品为宗旨的《文选》这一文学创作范本的出现。《文选》分各体文章为38类，为赋、诗、骚、七、诏、册等。虽然《文选》的文体分类屡遭后人诟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批评其“淆乱芜秽，不可殚诘”，但主要批评的是《文选》在分类细节方面的不当，而不是其整体分类形式。事实上，正如章学诚所言，“《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文选》对文章的整体分类形式，基本上奠定了后世文学文体分类的模式，后人的“文学”体系构建主要是在《文选》所提供的整体分类形式基础上的局部修改、增删和调整。

　　3.史部的独立和史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史类著作的撰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大为加强，历史借鉴思想在当时纷乱的政局之下，成为时人的共识。东汉以后世家大族的膨胀，又促进了谱牒之学的极度发展，谱牒之书迅速繁荣起来。这些社会历史现象反映在文学批评中，时人受史学独立的影响，十分注意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清理。在当时的许多著作中，往往以追本求源的历史眼光探讨文学的变迁，对以往的文学作品，以文学体裁来区分类别，并一一溯其流别，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孔宁的《续文章流别》等。书于竹帛的文字被划分为各种实用文体，《文章流别集》将之分为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图谶、碑等;李充《翰林论》则将文体分为图、赞、表、驳、论、奏、盟、檄、诫、诰等;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更是囊括了诗赋、史传、诸子、檄移、封禅等一切书面文字，并推本究源，认为一切文字都源于“五经”。同时，文学家个人传记之类的作品也大量出现，见于史书记载的如沈约的《宋世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顾恺之的《晋文章纪》、挚虞的《文章志》、傅亮的《续文章志》、宋明帝的《晋江左文章志》等等，这些作品已经粗具了文学史的雏形。这些文学批评处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评论文学，形成一种历史的文学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对历代诗文的流变作了细密的观察，将文学与社会历史变迁密切联系起来。

可以这样说，社会文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和繁荣，导致了图书目录学的产生。正是由于史志目录的逐渐完善，才有了文学与史部的独立。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体的迅速完善和发展。文学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居的突出地位，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创作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志目录的编写与古代文体的演变”(09CZW04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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