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刚受冯雪峰力邀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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