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汝昌书法共生共荣或说滋养其书法的，是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打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陆续问世。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函中，赞叹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然而，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笔者初识周汝昌那会儿看到的是，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至近3年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带有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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