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这样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科学方法。因这一方法的推行而获得的学术进步，“地下之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作用甚大。为数可观的石刻资料和简帛资料，也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两汉文献。《两汉全书》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汇收了清代以前早已成为金石学学术基础的两汉石刻文献，同时，对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两汉简牍帛书，根据出土次序进行了介绍。这样的设计，方便了读者，为“地下新材料”的全面应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两汉全书》的最后两册，第35册的内容是“两汉石刻文献”，第36册是“两汉简帛文献”。这些内容的问世，必然可以从文物资料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

    《两汉全书》的编排大体科学有序。因涉及两汉人物甚多，人物按照历史年代逐次排列，以及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的工作，比较复杂。编排工作难度大，可能不免出现令人心存疑义的问题。比如第4册“司马谈”占有4页左右，“司马迁”占第5册和第6册全部，共552页，篇幅确实比较悬殊。这是将《史记》的编纂完全列入司马迁名下的缘故。然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太史公释名义》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顾颉刚先生也说：“《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不过，认《史记》为司马迁作品，已经是一种共识。这里并没有否定《两汉全书》学术质量的意思，只是提示大家应当注意，编排工作的难度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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