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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宰相刘晏7岁当官 收集数据建经济预警制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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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7 11:0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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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成功的奥秘：
严格区别“士”与“吏”
刘晏同志在用人方面有重要指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办国家公务，要领在于得人，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锐，有精力，勤劳廉洁的“士”来做。具体怎么用人呢？
刘晏在这方面有妙法：士与吏分开。所谓士，就是读书出身的官员；所谓吏，类似那些非经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可能还是属于事业编制甚至聘用性质的办事人员。(注：这里只是打一个比方，请不要完全与现代编制对号入座)。不要小看吏，衙门里的事情基本上就是由他们来办，统计钱粮，撰写文书，判决犯人等等，都是由吏来办的。
刘晏充分意识到士与吏的区别。读书人，是在孔孟先进思想的旗帜下长大的，讲究廉耻，有没有钱不重要，坏了清名就不用混了，所以，刘晏委派他们主持检查账户，出纳钱谷的关键工作。至于吏，他们关心的是利，刘晏就让他们主管具体操作，但不得染指账户出纳的关键事。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刘晏能放心让那些士去做关键的工作呢？这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素质问题。当今有不少人开口闭口就谈制度，以为只要把制度搬来了，就万事大吉。
其实，体制是人制定出来的，人的素质才起到决定作用。中国古代有相当的读书人有着高度自觉性，自律性，我觉得这个与儒家的“不欺暗室”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一个君子哪怕是坐在没有他人没有光线的房子里，都能保持没有龌龊的念头。“暗室”就是没有任何监督外因的环境，不欺暗室就是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训练。
人格成功
事业成功
成大事者，重在用人。但也重在用己。刘晏不仅用人用得好，而且用自己也用得好。《资治通鉴》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他为人勤快，肯发奋，所有政事，不管急事还是缓事，都规定在一天之内办完。
而且由于刘晏重视经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他的工作管道是畅通的。不管手下在几千里以外工作，都战战兢兢办事，就好像自己面前摆了个可视视频，刘晏直接在监视他一般。
家中只有两车书
可惜好人命不长，大唐帝国如此优秀的财政专家在公元780年，居然被杨炎以串通反贼的名义杀害，在抄家时，发现堂堂一个宰相大人，家中竟只有两车书，几百斤麦子而已。天下人对他的死的态度就是：“冤之”。儒家的行政观中有这么一个观念：执政者先要身正，然后政令才能畅通。王阳明，曾国藩也持这种观念，王阳明讲究“心”，曾国藩讲究“诚”。某些西方管理制度往往抹去人的道德色彩，只看方法和效果，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往往都是大能臣。
我们近年来也接受了这个概念，认为只要能办事，人格如何不紧要。不过，因为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吃过不少亏了。管理者人格的成功与事业的成功还是挂钩的。
结语：
为何刘晏能成
王安石却不成
公元11世纪，王安石那场声势浩大的变法以失败告终，比王安石早300年的刘晏悄没声息的财政改革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当然，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层面之广，问题之深，任务之艰巨，远非刘晏财政改革所能比拟的。刘晏财政改革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太涉及政治之争和利益的分割，阻力比王安石小得多。但是，就变法者本身的理念而言，刘晏还是有比王安石高明之处。
王安石变法为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本身没错，但这个口号本身隐藏了些许急躁的心态，王安石本人也性格急[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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