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记者：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记者：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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