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早期的某一个段落，历史学与文学曾经浑然一体。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既是历史事件的记载，又存在强烈的美学特征。历史学与文学的分道扬镳意味着另一个文化阶段的开始。显而易见，历史学更多地负有特殊的责任。从“史官”的设立到修史的慎重严谨，历史学的记载、叙述以及形形色色的褒贬时常与涉及江山社稷的大是大非联系起来。孟子曾经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历史叙事不露声色的政治倾向。因此，历史学热衷于注视各种宏大的巨型景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政治风云，外交形势，社会制度，革命运动，诸如此类的显眼事件往往是历史学的注视焦点。多数时候，帝王将相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历史著作的主要人物。

　　相对地说，文学认领的是各种具体的人生故事，现实主义之后的文学明显地转向了底层，转向了普通大众的悲欢离合。文学带来的喜怒哀乐源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细节，而不是高瞻远瞩的宏论。一首小令或者一篇美文仅仅抒写了些许人生感慨；即使像《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种鸿篇巨制，人们读到的仍然是一个个人物的曲折命运，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全景。为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为了逼真的现场气氛，文学甚至享有一个特权：虚构。现今，历史学与文学的分工日益清晰：当前者精确地提供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数据或者翔实陈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时，文学正在栩栩如生地想象一条街道，一幅肖像，或者一批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

　　然而，这并不是文学与历史相互分离的证明。相反，“历史”始终是文学围绕的一个中心词。这不仅表现于一批以历史故事为主轴的“演义”小说，不仅表现于迄今盛行的历史小说或者历史戏剧，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理解、再现时常成为鉴别文学价值的内在尺度。“诗史”是杜甫赢得的一个崇高赞誉，巴尔扎克自称要做法国历史的书记员，恩格斯在典型人物背后察觉到某种“历史潮流”，并且提出了“美学的”与“历史的”相结合的批评标准……或许，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比历史著作更富于哲学意味的观点已经包含了重要的启示：文学不负责陈述已发生的事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显示的是另一种史识。如果说，历史学擅长居高临下地处理历史，那么，文学考察的是历史与人生的复杂互动。没有完全脱离宏观历史的具体人生，正如没有完全脱离具体人生的宏观历史；但是，文学主要承担这个命题的上半部分：历史如何造就各种不同的人生，同时，每一个体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和承受来自历史的压力。

　　文学兴趣不衰的探索表明，历史从未关闭。每一种探索的视角都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发现，即使是“大话”、“戏说”式的解构。然而，解构存在的后续问题在于，哪些更为深刻的历史阐释脱颖而出？李白轻功卓绝，关云长拔剑自刎，宋江与李逵存在同性恋关系……这些乏味的想象又有多少真知灼见？如果践踏已有的历史解释无非是博得一笑——如果历史仅仅被视为炮制笑料的作坊，那不啻于双重的辜负：既辜负了解构主义的理论锋芒，也辜负了历史隐含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