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记者：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记者：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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