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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1761）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任地方官前，李文藻曾在京师近半身，闲暇时间，以抄书和入琉璃厂书肆书坊为乐。撰《琉璃厂书肆记》，备述乾隆已丑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楼，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当时，李文藻还常常通过访求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李文藻沉湎于琉璃厂书肆，自晨至暮，翻检殆遍，时或典衣卖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法国巴黎有赛因河畔，英国伦敦有弗业街，日本则有“书海”之街神田町。在我们国家，那就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了。清初，满族官员聚居内城，汉族官员大多被指定住在城外。这样，顺康年间一些著名的文人就散居在琉璃厂附近，像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吴梅村就居住在东琉璃厂，另一位龚鼎孳居住在离琉璃厂不算太远的善果寺。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史学家孙承泽居住琉璃厂南，他的住宅叫“退谷园”。《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居住在海波寺街。清初著名大诗人王渔洋也居住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这恐怕是日后琉璃厂成为文化街的一个远因。清初，最早的文化中心不在琉璃厂，是在广安门外慈仁寺(报国寺)，这里有个书市。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北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慈仁寺坍废严重。于是这个文化中心就逐渐移到离文人雅士住家较近的琉璃厂来了。加以那时琉璃厂附近还有丛林清泉、高阜低洼、风景美丽，正好是文人们徘徊踯躅的场所。那时琉璃厂已经有了鳞次栉比的房屋，比较稠密的人口，成为较大的市区街道。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兴起，海内举子云集北京。举子们候试应试期间，常到琉璃厂看书或买些文房四宝，使得这里的古书店、南纸店兴旺起来了。有的举子屡试不中，流落北京，就索性在琉璃厂卖书，变成书商。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这样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工作，除了朝廷下令各地藏书家进贡书籍以外，主要是靠编纂官员到琉璃厂采购图书。于是琉璃厂的书商纷纷出外购书，供奉朝廷。琉璃厂书肆激增，这条街就变成了文化街。
根据孙殿起搜集的资料汇编的《琉璃厂小志》一书，就以大量生动的材料证明了这条典雅、古朴的街道是名符其实的文化街。在《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最重要的几篇著作应是乾隆时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二年缪荃孙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小志》编者孙殿起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写的《琉璃厂书肆四记》等。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在近二百年前，他留意观察，为一条街写了记，这样的文章在近百年来都是罕见的。时值乾隆盛世和民国建立之初，市场显得繁荣。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琉璃厂的古玩、图书等行业的繁荣实际上是恶性发展的表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李文藻至京师谒选，他居留京师五月，其间无日不至琉璃厂书肆购书和借钞书籍。后来离开京师赴广东恩平知县途中，撰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既详记各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之来源，又记述了他自己购书和目赌罕见之书的情况，如“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尤其是把七十多岁的“老韦”（书商）写得非常生动。当时，书业经过长期师承传授，摸索钻研，成就了许多专才、绝技，老韦不但卖书，而且读书，他“尝劝书昌（周永年）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之。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李文藻说：“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
李文藻在文章中记[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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