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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藻和他的《琉璃厂书肆记》

时间:2010-10-11 11:51:34  来源:不详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1761)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任地方官前,李文藻曾在京师近半身,闲暇时间,以抄书和入琉璃厂书肆书坊为乐。撰《琉璃厂书肆记》,备述乾隆已丑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楼,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当时,李文藻还常常通过访求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李文藻沉湎于琉璃厂书肆,自晨至暮,翻检殆遍,时或典衣卖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法国巴黎有赛因河畔,英国伦敦有弗业街,日本则有“书海”之街神田町。在我们国家,那就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了。清初,满族官员聚居内城,汉族官员大多被指定住在城外。这样,顺康年间一些著名的文人就散居在琉璃厂附近,像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吴梅村就居住在东琉璃厂,另一位龚鼎孳居住在离琉璃厂不算太远的善果寺。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史学家孙承泽居住琉璃厂南,他的住宅叫“退谷园”。《日下旧闻》的作者朱彝尊居住在海波寺街。清初著名大诗人王渔洋也居住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这恐怕是日后琉璃厂成为文化街的一个远因。清初,最早的文化中心不在琉璃厂,是在广安门外慈仁寺(报国寺),这里有个书市。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北京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慈仁寺坍废严重。于是这个文化中心就逐渐移到离文人雅士住家较近的琉璃厂来了。加以那时琉璃厂附近还有丛林清泉、高阜低洼、风景美丽,正好是文人们徘徊踯躅的场所。那时琉璃厂已经有了鳞次栉比的房屋,比较稠密的人口,成为较大的市区街道。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兴起,海内举子云集北京。举子们候试应试期间,常到琉璃厂看书或买些文房四宝,使得这里的古书店、南纸店兴旺起来了。有的举子屡试不中,流落北京,就索性在琉璃厂卖书,变成书商。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这样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工作,除了朝廷下令各地藏书家进贡书籍以外,主要是靠编纂官员到琉璃厂采购图书。于是琉璃厂的书商纷纷出外购书,供奉朝廷。琉璃厂书肆激增,这条街就变成了文化街。
  根据孙殿起搜集的资料汇编的《琉璃厂小志》一书,就以大量生动的材料证明了这条典雅、古朴的街道是名符其实的文化街。在《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最重要的几篇著作应是乾隆时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二年缪荃孙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小志》编者孙殿起写的《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写的《琉璃厂书肆四记》等。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在近二百年前,他留意观察,为一条街写了记,这样的文章在近百年来都是罕见的。时值乾隆盛世和民国建立之初,市场显得繁荣。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琉璃厂的古玩、图书等行业的繁荣实际上是恶性发展的表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李文藻至京师谒选,他居留京师五月,其间无日不至琉璃厂书肆购书和借钞书籍。后来离开京师赴广东恩平知县途中,撰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既详记各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之来源,又记述了他自己购书和目赌罕见之书的情况,如“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尤其是把七十多岁的“老韦”(书商)写得非常生动。当时,书业经过长期师承传授,摸索钻研,成就了许多专才、绝技,老韦不但卖书,而且读书,他“尝劝书昌(周永年)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之。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李文藻说:“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
  李文藻在文章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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