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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学,还包括历史、哲学领域),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人文趣味的流变,创造者的艰辛,还有与“幸运”相伴的那种偶然、不可操控性。这些启悟,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实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同样,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拷问,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它们的价值,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可以预见的人性弱点,以及个别步入创造衰落期文人和媒体帮闲的鼓噪,就全盘贬低自己同胞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只要它没有变异成丧失现实依托的狂妄和癔症。人不要老站到悲观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悲观可能是一种冷静,还可能是精神懒汉和侏儒的一种托词……
徐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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