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则超越儒、禅的形式谈儒、禅，他认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非禅宗所谓心外无法者耶?”“凡《论语》所载，孔子与诸弟子问答之辞，无非明此一事，但学者不心会之，说其文而不记其实，故以吾儒为世间法，而以佛之所传为出世间法。殊不知其未尝异也。”(《梁溪集》卷135)

    由上可见，宋代士人三教观不拘泥于形式，而能够突破形式的原因，在于从“本”立论，这就使其必然强调融合。“本”与现代哲学“本体”概念相似。本既然是世间所有现象之“本”，建立在“本”基础上的“教”，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必然要向完善角度发展，即向形成包揽各方面的系统化方向发展，这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教以其历史形成的关注，在各自的方面有其突出的长处，即:三家分别在治世、修身、修心方面形成自己的长处。当时的儒，虽然大多数士人的认识中根于道，但更多被认为是“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吴越王钱弘俶语，见《宗镜录》序)之教，而在具体的修行方法上则不足。而道教，即便其南宗祖师张伯端也说:“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张伯端《悟真篇》序)显然，道教炼养、修命的一面更突出。佛教各家论说不同，但总的来说，更多体现在一套较严密的空性道理为主导的出世修行方法，如宋孝宗说:“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染万相，而于世事了不相关。”“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鄮峰真隐漫录》卷10)三家所长，正是当时人关心的主要三个方面，因此，三家向完善发展，最便宜的路径是三教结合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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