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两千多年，谭嗣同说，中国两千年之政乃秦政也。基本上没有说错，中央集权、农本思想与文化专制三大特征，从秦到清确实没有变。西哲黑格尔说得更绝对，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却没有本质的变化，既无变化，即无历史。但是且慢，如果发生本质的变化的话，那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过去中国的延续了，中华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了。中国朝代的更替不只是一姓的更换，而往往伴随制度的更新。新建的王朝必然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与教训，所谓“善吾师，恶亦吾师也。”而且在秦以前的未统一时期或秦以后的时不时出现的分裂时期以及异族入侵时期，这些时期的思想往往不定于一尊，变化更加明显，连核心价值也会接受外来的新观念而有所调整。例如儒学有玄学的变形与新儒学的产生，虽然结果仍是“吾道一以贯之”。例如宗教，则有因佛教刺激而产生的道教登场，并蔚为三教之一。正由于有不断的更新与调整，才使易姓的王朝更替不变其文明的本质。所谓“汉承秦制”，所谓“宋承唐制”，并非一成不变的承，而是在变化中的承，这变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但比学术比价值观更深层的心态文化，在中国就变化很小很小了。这一不变也是维持中华文明不变的最关键之处。

    司马迁对自己期许甚高，说周公死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死后五百年有谁呢？就在我身上：“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司马迁没有明说是否同意《论语》里头孔子的这番话，但他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百世可知”的补充，强调的是古今的差异。他也许认为“百世可知”过分强调文明不变的一面，因为不变才可知，变了就不知所以。因此他实际上是在用“未必尽同”来强调文明的变迁。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收入《随无涯之旅》一书中），其实想引申的就是孔老夫子说过的道理。但“变与不变”到底太直白，太无味，不如子曰之“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那样的深切著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必须好好地学习《论语》，那里头的智慧真是大了去了。或者再说得明白点，所有的大智慧都在轴心时代被东西方的大哲人说尽了，我们至多只能老老实实地卖弄一点小聪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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