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聘任沈从文，一方面虽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适正试图突破大学中文系呆滞的教学模式，他希望借沈从文的创作能力为中国公学中文系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思路可以从胡适后来在1934年2月14日的一篇日记中得到反映: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沈从文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是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后来，沈从文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的确，虽有教育部的特别规定，虽有胡适在教育界的地位，但无论如何，让沈从文当大学老师，是一种特别大胆的尝试，而事后的实践证明，沈从文没有辜负胡适的尝试，在大学教学中作出了许多突破，培养了许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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