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叔同青少年时代受到极良好的儒学教育。从蒙学全书中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古今贤文》、《幼学琼林》；从《格言联璧》、《千家诗》到《史记》、《文选》。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转益多师，广纳博采，儒学的底子打得十分坚实、深厚。人称其为“浊世佳公子”，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儒雅风度、道德情操的一斑。但他生活的时代已是儒家的末世，西风东渐，一些西方的新知识、新理念，通过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很快翻译介绍到中国，就像是一座紧闭的深宅大院，忽然吹来了一股清风。李叔同敏感的神经很快嗅到了这股清新气息。他先是赞成变法维新——“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接着，到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新学”教育；旋又去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艺术。在上海的七年和在日本的六年，是他求学的黄金时代，使他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但有东方儒学的深厚文脉，也有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后来李叔同走入佛门，但其仁厚之心，慈悲之怀却终始如一。他以慈悲看智慧，这正是佛性的一体两面。智慧主静，慈悲主动。一为存在，一为变化。慈悲是智慧的动觉形态。佛教谈空，空是智慧的东西，而慈悲则与众生世界相应。因此，智慧是万物的一性，而慈悲则是万物的多性。李叔同将“仁舟”化为“慈航”，正是他由一性变多性、由有限变无限的结果。
做了和尚的李叔同的头上，仍然笼罩着艺术家的光环。甚至有人把他看作艺术和尚（如黄福海）。他起初很为此感到困惑和烦恼。到了晚年，佛道研修日臻极境，对艺术的思考也就不津津于形式和技巧，而着眼于宏观气象，大善至美，艺境和禅境在认同机制上有了某种契合。
弘一大师在出家前是艺术家，出家后虽然除书法外摒弃了所有的艺术活动，但他在俗时的艺术成果，特别是音乐（如《送别》、《春游》、《祖国歌》等）和美术（如《少女像》、《裸女画》等）方面，一时不能从人们的心头抹掉。也就是说做了和尚的李叔同的头上，仍然笼罩着艺术家的光环。甚至有人把他看作艺术和尚（如黄福海）。他起初很为此感到困惑和烦恼。到了晚年，佛道研修日臻极境，对艺术的思考也就不津津于形式和技巧，而着眼于宏观气象，大善至美，艺境和禅境在认同机制上有了某种契合。正如丰子恺先生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中所说：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