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旧世界”传统雅致的贵族气息中，1970年的某天，我捧起了许芥昱先生的英文版《二十世纪中国诗歌》（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并读到了卞之琳。对我来说，“美”和“真”在那些诗里、在那本书里突然融为一体了。回想起来，这样的冲击力要归功于许芥昱的翻译天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捷克汉学名家普实克在他那篇沉闷的书评中，特别提到许芥昱的翻译带给了自己非比寻常的“审美愉悦”。）许芥昱自己曾形容说，诗歌的翻译“就是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别人的梦，或者说……用别人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梦”。卞之琳的诗或许对他也有特别的亲切感，因为他在二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卞之琳曾教过他。

    不仅卞之琳的作品让我深受触动，许芥昱的介绍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虽然“卞之琳在战后鲜有作品”，他仍在“最有前途的中国现代诗人之列”。在写博士论文的初始阶段，一个实际的考虑是：要寻找一个既有一定数量文献、研究又很不充分的题目。在20世纪70年代，卞之琳的诗歌正好符合这个标准。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台湾，学者们都很忌讳详细讨论他的诗歌和生平；而在西方世界，除了许芥昱的书和三四十年代的另外两本选集，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可用资料还相当少。我觉得这个“美”和“真”的世界等待着我去发掘并展示给读者。于是，我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卞之琳。

    在20世纪70年代的莱顿读卞之琳，我仿佛听到自己的梦被卞之琳讲述着，甚至我日常生活的环境都充满了让人联想起他作品的元素。荷兰的房子和老北京的许多房子一样，在前门和街道之间并无草坪，草坪或花园通常在屋后，用篱笆或墙围起来。我住在一所18 世纪的老宅子里，也有一个带围墙的后院花园，只要天公作美，我都坐在那儿看书。如果是在中国，我这个花园自然应称为“汉园”（汉乐逸之园），而许芥昱译的卞之琳诗正是选自《汉园集》。当卞之琳在诗中写“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时，他几乎就是在描写我在宁静花园的高墙之内看见的那一方蓝色的荷兰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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