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一口灰……

    当我透过民族饭店的窗户凝视着“蓝天”与“院落”时，觉得它们和我一直想象的30年代卞之琳笔下的景色几乎没有分别。那是1979年，虽然中国开始向外国人开放，但在许多方面，外国人和他们的语言、文化仍由于政治原因而受到怀疑，以致我在北京问路还时不时吃闭门羹，大概是老百姓不愿让人看见自己与老外说话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猜测如果直截了当说明自己写书的意图，卞之琳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只是说，自己慕名而来，是想了解一下他用诗体翻译的莎翁悲剧。当我费尽周折见到他时，我问个不停的却是他自己的诗。我一边问一边发疯似的记笔记。后来他另外安排了一次面谈，还赠给我一本样书，是他即将出版的1942年以来的第一本诗合集。

    论文主要是在1980年夏天写的。若论我此生的幸福时光，那段在荷兰的湛蓝天空下度过的日子当是其中之一。我终于有了一个“炼丹”的机会，可以把自哈佛岁月以来的种种直觉和顿悟与我新搜集来的众多材料熔到一起。这些采自不同时代的材料常让人觉得它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的导师伊维德教授指点我如何在这个极具挑战性（时常还受情感左右）的评价与整合的过程中保持思路的连贯与结构的紧凑。莱顿大学当时的中文图书馆馆长马大任先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翻译和阐释的许多问题上，梁兆兵先生也给了我启发。

    我完成了论文，于1981年末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荷兰商人万理士先生（他很早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了）的资助和安排下，卞之琳本人来到荷兰，并参加了我的答辩。许芥昱先生也从加州飞来，担任校外答辩委员。卞之琳在莱顿停留了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我探讨论文的细节。他纠正了一些小的事实错误和理解不当之处，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修订了论文，并正式出版。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是得到了卞先生的亲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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