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是国图的《金石录》。那么上图的这本《金石录》呢，更是郑先生早就拼命保护过的。

    那是70年前的狼烟烽火的日本侵华年代，以郑先生为核心，与张菊老，还有张寿镛、何炳松等爱国人士、大学者，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由国民政府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拨款，为国家秘密收购大劫难中的珍贵图书。也就是说，大智大勇的郑先生们，从政府当局手里争取到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所谓“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毁灭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郑振铎在致张寿镛的信中说：“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1941年12月2日，他在致重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还谈到他正在与潘氏滂喜斋等处谈判购书，并说“合此数家，并我辈所已得，宋本当在四百左右”，甚至“过五百，或不难实现也。于此时此地，若竟得有此结果，岂非百世之伟业乎”！这两个数字，今天听来都感到不可思议！但非常可惜，仅仅过了六天，日军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上海立刻完全沦陷，郑先生他们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就只得马上停止活动。（但即使未达到上述两个数字，郑先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抢救了三百多部宋本，还有其他大量珍本，仍然是“百世之伟业”。）

    令人更加感动的是，即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郑先生仍然千方百计拼死抢救民族文献，其中就有今存上图的这部滂喜斋《金石录》。1943年8月7日，他化名“犀”（从“西谛”而来）致“蔚哥”（按，指蒋复璁）的隐语信中，就提到：“对此‘滂喜’物，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与圣翁（按，指当时在上海的老学者、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商谈久之，束手无策，相对长叹。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应数到‘滂喜’、‘宝礼’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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