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一些教师在帽儿山林场劳动，上边下令要“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刘达明确指示：“不要搞了，大家在林场劳动，已经是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了。”所以当时在林场劳动的教师、干部都躲过了这一关。为了把学校办成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刘达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也说了一些当时别人所不敢说的话。当然他个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不仅遭到了非议，而且曾遭到严厉的批判。

    195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省领导打电话通知刘达：“康生同志要到黑龙江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检查工作，你写一万张大字报欢迎他莅临检查。”下午康生到林业大学时，刘成栋指着只有几张的大字报说：“上午省里让我写一万张大字报，我想有几张就给您看几张，这才是实事求是！”

    到了办公室，刘成栋拿出两支铅笔对康生说：“这里一支是中国制造的，一支是美国制造的，你说说哪个好？”康生会意地接过铅笔，又立即转手递给身边的人并问道：“你们说哪个好？”旁边的人都说中国制造的好。康生转眼看着刘达，一时间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刘达的脸上，看刘达如何作答。刘达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我认为美国制造的质量好。”

    刘达说过,有些人说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些人是哄起来的，这两种人都应教育，但可以原谅。最可恨的是有一种人靠说假话过日子，靠说假话升官发财！党内这种人也有一些, 实在是让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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