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黄豆”一词真的是“最先在唐代”出现的吗？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唐以前的文献中看到有关“黄豆”的文字信息，就可以断言“曹操墓‘黄豆二升’石牌涉假”呢？考据求实之学者，都知道证有易，证无难。断定某一时代某种事物之不曾存在，是要慎之又慎的。张荫麟先生曾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学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张说专指“观念”，其实各种历史存在的“证明”都是如此。张荫麟先生引录了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的说法：“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然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张荫麟先生以为，“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术》40期，1925年4月；《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页至第272页）徐旭生先生曾经对某些“疑古学派的极端派”的方法有这样的批评：“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至第25页）如果我们在考古收获中遇到意外的发现，不看作新鲜的知识，而直认“涉假”，嘲讽其“玩时空穿越”，显然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况且事实也许并非如曹操高陵质疑者所说，“之前用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语，无论经史子集、简帛金石，还是专业农学著作如汉《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都是如此。”河西汉简可见“黑粟”、“白粟”、“白米”、“白粺米”、“白粱稷米”简文，可知汉代以色质区别农作物收成，已经成为习惯。以“黄”色指称的，有“黄米”、“黄种”等。汉简可见“胡豆”，《齐民要术·大豆》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又引《广志》则说：“胡豆，有青、有黄者。”其中“黄者”，有可能与所谓“黄豆”有关。《齐民要术·作酱等法》可见“乌豆”，有研究者以为，“乌豆”就是“黑大豆”（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页）。东汉时期是豆类作物种植面积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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