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厚我”，是康有为连接自己与时代的一大感受。他举例说：“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生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内外耳。……磅礴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世，……”

这段话，写在康有为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一书序言里。他觉得，既被这样的时代所供养，当有“天降大任”之责，要做大事。当时最大之事，便是中国变法图强。

自鸦片战争至康有为写出此书，六十年有余，国家积贫积弱，怎样才能转弱为强？康有为的想法很务实。他认为，沉疴之身，不能用猛药而“误于医”，须“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为此，他主张“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但如此主张受到当时革命派、激进派的严峻挑战。为要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治本之策，康有为在以往“汗漫四海”的基础上又登旅程，作欧洲十一国游。他比喻自己是“耐苦不死之神农”，要“揽万国之华实”，“遍尝百草”，为国家找到起疴良方。

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第一站是意大利。在罗马，他对所看的宫、庙、殿、陵等记录很详细，并与古代中国建筑相比较，认为欧洲建筑虽然也可称伟大惊人，比起中国的万里长城却又差得远。但是人家注意保存古物，我们则太不珍惜。所以，要在遗址中游历古代文明，我们如今保存下来的，远不及埃及、印度、雅典、罗马，“令中国人深愧者也”。由此，康有为得出结论说：“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多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所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

意大利之后，康有为又游历了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共十一国。据说，他确实写出了《欧洲十一国游记》，但后来只出版了两种。《意大利游记》初版于１９０５年，《法兰西游记》初版于１９０７年。在康有为故居买得的这本《欧洲十一国游记》仅是这两书合集。其余九国游记何在？查《康有为大传》及所附传主“生平大事年表”，皆未见记载。（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