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家着力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学界对曾经盛极一时、危害深重的强史就我、任情褒贬的学风深恶痛绝。与之相应，史学的“实证性”品质受到史家不同程度的追捧。然而，今天我们也需要省思史学研究的另外一面：强调史学的实证性，是否意味着拒绝价值判断？

    如何保障史学的客观性和学科规定性？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史学界的一个棘手问题。缘此，主观与客观、史料与史学、政治与学术诸般关系，每每纠结不清，欲理还乱。关于史学功能的认知，在经历了见仁见智的商榷和辩难之后，为数甚多的学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考辨真伪、编排材料，让史实自己去说话。换言之，在有些学人看来，只有拒绝或远离价值判断，才能保障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才能稳固历史学的学科地位。于是乎，在拒绝价值追问和疏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一些简单地爬梳和堆砌史料而少有分析和判断的历史论著似乎成了等上之品，而一些富有灵性和充满思辨色彩的论著则被斥为野狐禅或游谈无根的等下之作，一时难登大雅之堂。

    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把爬梳和考辨史料的工作留给历史学，把分析综合和价值关照的工作留给其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笔者以为，无论关乎于此的申辩理由如何堂而皇之，最终也改变不了此乃认识误区的事实。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异，并不表现为前者止于现象描述，而后者需要价值判断。质而言之，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技巧并无天壤之别。现代科学发展史证明，分科治学虽为科学活动的必要前提，但学科融合亦为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究竟如何看待学科边界和学科渗透，是一个仍需再三再四审视的问题。愚意以为，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更多表现为时间向度的不同：前者侧重于较为久远的往事，而后者侧重于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或者有人会说，由于研究对象年代久远，史学研究者必须投入更多时间于史料搜集，并需对其进行审慎的考订与编排。实际上材料考订工作，是全体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必需的。在“考”与“释”方面，二者之异仅在各有侧重，而非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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