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组织(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儒家信徒的身份就必须有明确标准，而这可能导致儒家的变质。因为，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加入与不加入、信还是不信，对信仰之路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也不像佛教或道教那样，一个皈依的承诺代表了信仰道路上十分重要的起点。对于儒家来说，“道不远人”(《中庸》)、“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因此，是否承诺自己皈依于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悟道。入道只有程度之别，而无完成之时。“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每个人都在“道”中，又随时偏到“道”外。儒家强调自己与世俗社会全面相融，任何一种从身份上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分隔开来的做法都不利于此。尽管别的宗教信徒可能也有类似的“随时偏离、永无止境”特点，但由于它们的出世性，决定了明确身份对修道过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对儒家来说，即使是自觉的修道者，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时也不必要。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是“儒”，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又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他总是能严格按照儒家的标准做人行事吗？如果答案为否，说他是儒又是什么意思？严格说来，在儒家传统看来，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个阶梯更多地代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非任何特定的修道者的身份。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儒还是非儒，都无严格确定的标准，不能客观化。
儒家的义理特点也决定了身份不明确的必要性。一旦设立宗教，就必须将身份明确化，为此必须有一个义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必然是“我践行五常”、“我敬天法祖”、“我信奉六艺”、“我追随孔孟”之类，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高度理性主义。儒家不主张把任何义理或价值当作“前提”提供给人，而要求人们运用理性去分析、拷问或检验。因此，虽然一个人主观上可以坚定不移地信仰儒家的价值，但是他不能把“信儒家价值”当作别人进入儒门的前提，而是要人们在生活中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成全自己。对于儒家来说，即使面向外人或民众，有时也不必强调自己的身份，要让人们自觉地体会“道”无所不在；人们越少一份入儒的压力，就越多一份入道的自然。换言之，一旦将儒家的身份明确化，上述某些客观的义理标准，就会成为信徒入儒门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儒家反而可能沦落为杀人的武器，这正是历代大儒所最担心也坚决反对的。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人今天没有信仰，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信仰。首先，人们会问：找信仰一定只能在儒家中找吗？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当中找呢？难道仅仅因为儒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吗？难道仅仅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吗？不少提倡儒教的文章中都提出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普世情怀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以后我们教育子孙后代信仰儒家，就势必面临不断向他们灌输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问题。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将儒家降格到比上述所有这些伟大宗教都不如的境地。因为这些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存在的。其次，要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确立神圣感(所谓公民宗教)，真正紧要的任务是说明为何儒家价值能为当代生活提供神圣感。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古今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产生极大差异，今天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找到相应的实践方式。按照孟子的观点，有人爵、有天爵，尽心可知性，知性则知天。这当然是神圣感问题了。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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